写罢序名,不禁一笑--昨晚与“梁燕同志”通过电话后,睡前想了几个序名,都不甚满意。清晨半睡半醒之际,又在想,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个字。起初自嘲江郎才尽,什么年代了,那么六个字岂做得序名的吗?未免太陈旧了呀,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感觉嘛!然而那六个字,偏偏像是每个字皆有了点儿魔力,胶着在脑海中赖着不去了。
一边穿衣服一边寻思,究竟好还是不好?及至下床,竟决定了--便是“我和梁燕同志”吧,明明白白,也挺好,尽管有种“从前”的气息,但我却渐渐喜欢起那种老物件般的气息来。何况,我俩都一眨眼似的,无可奈何地老了。并且,也都多多少少地,与眼下的时代有些隔膜。
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屈指算来,已85岁了。
他怎么就会85岁了呢?这真是我没法接受的事实!然而正如常言所道,事实就是事实啊!
从前的他,我最初认识的“梁燕同志”,说起话来语速是很快的,习惯说短句。我俩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时,他常说的是“好”、“听你的”、“就那么办”、“一切你做主”、“没问题”……
如同不分彼此的“铁哥们儿”。
而他大我23岁,按年龄,是我本该尊为父辈“级别”的人。可我却一向视他为“铁哥们儿”。因为我们曾是同事。当年那一种特别友好的同事关系,将辈分意识冲淡了。反正在我这方面是的。又因为,昨晚前,我一次也没问过他的年龄,不清楚他竟大我23岁。偶尔也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但即使想到了,“哥们儿”关系已先入为主,成“主流意识”了,只不过再涂上层“老哥们儿”、“老铁哥们儿”的意识色彩罢了。“忘年交”这种很文气的说法,不太能表明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
曾经吗?
是啊。自从他退休后,凡25年间,我们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他常住甘家口,有时到北影厂领工资,想我了,会顺便到我家看我,聊会儿天。后来北影也发工资卡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然我是常挂念他的。他也必常挂念我--这还用说!
我于1977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编辑部于是有了三个姓梁的。年龄最长的是梁彦同志,是位“老三八”,很正直,在编辑部极受尊敬,那时他已快60岁了,人称“老梁彦”。
由于有了位“老梁彦”的存在,当时才50岁左右的“梁燕同志”,便被叫做“小梁燕”。而我,则被叫做“小梁”。
我们“三梁”之间关系很好。非是自诩,我们都视自己为正直之人。
“老梁彦”退休后,“小梁燕”的关系地位在我意识中“升级”,便开始称他“老汉”。这一叫,竟叫了30多年,真的将他叫成了85岁的老汉,我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梁”了。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外稿组是负责审阅每日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投稿的。我曾是外稿组编辑,“老梁彦”曾是我组长。1983年我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一个编辑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
我们的关系,由是更好。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分配指标是归在文化部的,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属文化部直接领导的单位。我可以留在部里,也可以选择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则是因为心理上排斥机关氛围,二则是因为喜欢看电影。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我们这一代人,爱看电影的欲望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多了。在当年,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享受内容少得可怜,看电影算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了。到了北影后,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要想实现心愿,那是“难于上青天”的。
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于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即使哪篇小说被北影或其他电影制片厂相中了,自己也不想亲自改。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除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是由长影的导演亲自改编的,后来几篇当年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
“老汉”出马,一个顶俩。基本的情况是,一稿定江山。推翻重来的事,从没发生过。
“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然后约我一谈。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少超过一个小时。
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根本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
于是一个星期后,最多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无涂抹。
读后,我照例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不是不负责任的敷衍,是确实满意。如果是将要投拍的剧本,自然会再加一句:听听导演的吧。而到了导演那儿,往往也只不过这儿那儿小改几处罢了。以至于后来北影厂的刊物《电影创作》缺剧本了,主编就找到我或“老汉”的头上,交代任务:有没有合适的小说可改?如果有,尽快进行,等米下锅!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