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围的战略，为相继歼灭中南地区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作出部署。

    是年七月初，正当我第四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的时候，宋希濂为巩固鄂西长江沿线的防御，趁我渡江大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向我当阳、荆门袭扰，并以一部前出远安抢运存粮，妄图把我四野数十万大军困于被大水淹没的湖泽之地。我四野首长针对这一突发的战役，认为宋希濂在西线发起进攻的同时，白崇禧的主力有可能在东线湘赣边采取行动。遂决定在西线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在东线组织湘赣战役，在歼灭宋、白两部主力之后再乘胜南进。并把这一战略构想报中央军委批准。

    毛泽东收到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的报告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军事实力的对比，认为果能得手，完全有取胜于敌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在东、西两线取得胜利之后，我军可从两翼迅速插入敌后，截断桂系退入广西的后路，为与白崇禧军事集团决战创造了先机。另外，由于我军在湘西、湘东取胜，也可促使占据湘中、长沙一带的程潜所部以及陈明仁兵团早下决心起义。为此，他立断批准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并作出如下明确的兵力部署：在西线，以第十三兵团三个军附属第十四兵团第三十九军及湖北军区一部发起宜沙战役，以期围歼宋（希濂）部主力于宜昌、沙市地区；在东线，以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四兵团共九个军，在野战军首长林彪等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湘赣战役，求得在万载、宜春等地区围歼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主力。

    我四野首长接到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的电令之后，立即命令我第十三兵团于七月六日对西线宜昌、沙市之敌发起进攻。九日，我第四十七军一部，在当阳东北与敌军遭遇，敌发现我主力向其两翼包抄，宋希濂遂于十日下令全线收缩，避我决战，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致使我军未能实现歼灭宋部主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东线我军于七月八日发起湘赣战役。我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奔袭奉新、高安，诱敌增援，但已成惊弓之鸟的敌人闻风先期逃跑，使我奔袭扑空。接着，我野战军首长命令第十二、第四兵团分别由湖北通城、江西新干加速向萍乡地区迂回，求得在浏阳、醴陵以东地区合围歼敌。白崇禧察觉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当即下令所属部队全线星夜撤退至攸县、茶陵地区，逃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也就是在这时，唐星代表程潜游说白崇禧，劝其移师衡阳。白被迫把长沙交给陈明仁，率部逃到衡阳、宝庆地区，准备在衡、宝地区与我四野主力决战。这就是军史上称为的“衡宝战役”。

    宜沙和湘赣两战役，是我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组织的第一次战役，但都未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对此，毛泽东给予极大的关注。查其原因：主要是对白崇禧善用的战略、战术不熟悉，对他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通常情况下的诱歼敌军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仅对白氏所部难以奏效，而且容易使敌得以迅速逃脱。另外，我四野主力多为北方人，不熟悉水网稻田和山地作战的特点；加之时至盛夏，蚊虫肆虐，病员增多，严重影响了作战力。为此，毛泽东要求四野尽快配发蚊帐、雨具，以及有关的药品，并作出适当休整的指示。

    毛泽东通过东线湘赣战役的“火力侦察”，遂得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特点，遂通盘研究了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广东的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战略。为此，他于七月十六日下达了《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

    首先，分析了广东余汉谋部的军事实力，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因此，我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接着，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要求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衡阳）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退湘南。

    再其次，明确指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自然清楚如要歼灭如此机灵、善战的白匪，就必须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为此，他对四野所部作指示：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阳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

    为了完成我军对白崇禧集团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部署，毛泽东又对各部的行军路线作了明确的规定：“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对于“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毛泽东发出《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之后，依然有言犹未尽，或曰还不够完善之感。尤其当他再想到四大野战军在未来解放全中国，以及治理新中国的不同任务，他又于翌日——七月十七日下达了《对歼灭白崇禧部的补充意见》。他的这些补充意见，一是“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再是“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他电示“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陈赓所部“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安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关于四野所部的兵力部署：“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毛泽东认为上述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所欺骗，是“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

    事后追论：华南、西南、西北等三大战场的决战，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上述部署进行的。值得重书一笔的是：在此后几个月内敌我双方交战的胜负表，以及时间表，也都是按照毛泽东预测进行的。这足以看出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纵览全局的超出常人的天赋！

    毛泽东在作出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战略部署的前夕，他还在思考如何借用兵临城下的大势，促使留守长沙的陈明仁所部以及程潜所部尽快起义。为此，他于七月十日下达电令《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

    （一）据报白崇禧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经攸、茶、酃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荼、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上之陈明仁、鲁道源两部必将迅速后撤。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我军向长沙、湘潭一线推进部署的前夕，就想到了此举将会对准备和平起义的程潜、陈明仁等的影响，遂先于一天——七月九日，亲自电令湖南省工委：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为了继续稳住程潜、陈明仁等及其所部，毛泽东在下达远距离包围迂回追歼白崇禧部的命令后，又于七月十八日电告四野林彪、邓子恢等：“如果属实，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同日，当他获悉与程潜谈判情况的报告后，他又立即电告林彪等四野首长：“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通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同时，对有关和平谈判等问题还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消灭白崇禧、余汉谋两大军事集团仅仅是第一步，而接管并治理两湖、两广以及江西等省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他一边组织实施消灭桂系等军事集团的战役，一边还要选调大批优秀的党政干部，尤其是主政江南五省的帅才，待命南下。世人皆知：湘、鄂、赣三省是红军时代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造就了大批我党、我军的中高级干部。因此，在这三省解放后的干部配备上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随着白崇禧、余汉谋军事集团的消灭，由谁出掌未来两广的军政大权呢？毛泽东早就选定了叶剑英。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广东是久负盛名的。因此，毛泽东在进驻北平之后，就预先给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打了招呼：你要准备南下接管中南的工作。从那时起，叶剑英就一边当好北平市长，一边为南下筹募各条战线上的人才。如前所述，他就曾动员许涤新随他回广州。随着向中南进军的形势发展，是到了中共中央正式免去叶剑英北平市市长的时候了。为此，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管理广东、广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内部决定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正当毛泽东想和叶剑英吹吹风的时候，还是北平市长的叶剑英陪着周恩来到了香山，请毛泽东搬家。

    那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住在中南海，积极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而毛泽东呢，却依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边指挥向全国进军，一边为新中国绘制内政、外交的蓝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请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居住，但是，每次都被毛泽东以不去住皇帝住过的地方为由拒绝了。最后，周恩来想到了叶剑英，请他以北平市长的身份说服毛泽东搬家。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主席，剑英同志来香山，是想汇报一下中央机关搬家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有点不高兴，漠然地说道：“好，你们先说。”

    “主席，”叶剑英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遂又说道，“根据工作的需要，准备请您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工作。”

    “剑英啊，”毛泽东断然地说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不喜欢住中南海！”

    “主席，我们的想法……”

    “这我不管！”毛泽东打断了叶剑英的话，“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到中南海，非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呢？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叶剑英与毛泽东共事近二十年了，深知毛泽东作出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更改的。为此，他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设想，剑英同志今天来，也是征求主席的意见。”周恩来看了一眼毛泽东的表情，“一句话，不是定案，还可以商量。”

    “恩来，”毛泽东口气愈加坚决，“我也再次表明态度：这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红墙内，与群众隔离开呢？恩来，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周恩来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叶剑英急忙接过话茬，操着坚定的语气说道：“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群贤毕至中南海，一道商讨成立新中国的大事，没有主席参加怎么行呢？就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吧，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主席住在香山，这又怎么行呢？”

    毛泽东被说得蹙起了眉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这时，周恩来又趁热打铁地补充道：“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方便会议的召开，而且也可以听取党外朋友更多的意见。”

    “主席，”叶剑英又赶忙说道，“您可以先搬进中南海住一段，等新中国成立了，如果主席不习惯，再作研究好不好？”

    就这样，叶剑英在周恩来的配合下把毛泽东说服了。但是，毛泽东完全搬进中南海居住，那是到了八月底九月初的事了。

    周恩来离去之后，毛泽东遂又按照他谈话的习惯与叶剑英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剑英啊！我每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你。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是我请你当的先锋，你不怕困难，终于在茫茫的八百里草地中走出了一条生路；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不错，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这都是在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当做的事情。”叶剑英实事求是地说。

    “那也不容易啊！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和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呢？我又想起了你。”

    “广东是生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否则，你不仅无脸见广东父老，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哟！”

    接着，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讲起了当年与孙中山先生一道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也讲起了孙中山先生为了申明自己的革命志向，为他的弟子们立下了遗嘱。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道：“如果把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做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肖子孙的言行，在他谢世后的二十四年中，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所以，他们全都失败了。”叶剑英也有些沉重地说道。

    “这些年来，我经常想，纵观孙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为了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结果，落得个‘余致力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继续努力嘛！”

    “你也是继续努力的一分子嘛！”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复又吐向空中，有些沉重地说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事情真可谓是千头万绪！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是要实现中山先生提出的那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我想，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

    至此，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在和他谈工作，遂深沉地点了点头。

    “有什么困难吗？”

    “主席，华南地区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泽东想了想，接着叶剑英的话茬说道，“‘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股清泉嘛！”他说罢开怀而笑。

    “我懂了！我懂了……”叶剑英也跟着毛泽东笑了起来。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一、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二、二十八年来，我们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和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关键的问题是，你要记住我们党的教训，要搞五湖四海。”

    毛泽东在部署上述解放与接管华南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仍然在解决因胜利而引起的内政和外交问题。说到内政，当时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商讨有关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再是由于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三日下令封锁我沿海诸港口，在大中城市中正在酝酿新的经济危机。前者，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实施，毛泽东比较放心，后者，由于事关国计民生，虽说毛泽东已经授权陈云负责处理，但有些经济问题却必须用非经济手段解决时，就必须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协调，甚至是要下达命令了！请看当年上海展开的反封锁斗争：

    蒋介石下达实行海上封锁的命令之后，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就完全被切断了！如史记载：“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五家发展到一百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结果正如陈毅市长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为此，毛泽东电示总前委及有关同志：

    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的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上海各级军政人员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在陈毅市长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反封锁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向全市人民公布，进行最为广泛的大动员，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由于敌人采用军事手段封锁沿海港口，使得原本基础就十分脆弱的上海工商业，面临日益加重的困难。“原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停工歇业的面达百分之二十，并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最为重要的是，城市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各种社会问题与日俱增，新生的人民政权再次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考验！为此，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调邓小平来北平，向中央作出报告，经中央讨论作出决定：由陈云全权解决。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为解决上海问题发去了带有纲领性的指示：

    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华东局立即作出相应的部署，并对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应当说，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不仅加速了上海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所有新解放的大中城市都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就连我国在解决三年困难时期的做法，也与这一指导性的方针有着内在的联系。

    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问题，主要还是与苏联、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前者，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已经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商讨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的关系，时下已经得到斯大林的确认：新中国一经成立，苏联立即宣布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更坚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而后者，也就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一直使毛泽东大伤脑筋！

    毛泽东是非常精通中国传统的治国之术的。说到国与国的关系，其基石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和安全。为了国家的尊严，它需要遵守“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那就是蔺相如使秦之道；为了国家的安全，它必须巧妙地运用“远交近攻”、“近交远攻”或“以夷治夷”的原则，自然这是要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定的。在毛泽东看来，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就是美国运用的以中国还治苏联的政策。一旦美国感到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不能成为还治苏联的砝码，或寻找到了能抑制新中国的政治力量，那么美国就会主动放弃利用新中国，甚至把新中国当做敌人看待。所以，他对司徒雷登的一切外交行为是抱有戒心的，或者说是采用等等看看、敌变我也变的外交方略。

    恰在这其间，针对美国政府想借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一个州的事件，毛泽东采用“礼尚往来”的外交策略相对，除通电表示坚决反对外，并公开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特务集团，向全世界揭露所谓美国的特务外交。随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国务卿艾奇逊于七月一日正式电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对此，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为了提高全民族的自信心，不仅借庆祝党的生日，于七月一日在北平组织三万人的盛大集会，而且还借纪念七月七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十二周年，与二十二个党派团体代表共同签署发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并亲笔在宣言上加写了一段文字：

    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事有凑巧，上海几十万军民于七月六日举行了纪念“七七”抗战并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当游行进行到一半时，一美国人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阻断队伍行进，态度蛮横地抗拒交通警察干涉，引起群众公愤。陈毅果断下令道：“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犯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这位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终于被拘留，老老实实向中方人员交上了一份“道歉书”。消息公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在外国人看来：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苏醒了，不可欺侮了。上海人民看后拍手称快：“过去美国吉普轧死人只有对天哭，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办他，人民政府有志气！”

    毛泽东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声赞扬陈毅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国人的威风。

    不久，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蒋介石近期出访菲律宾。”

    毛泽东沉吟片时，说道：“蒋介石还是十分聪明的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