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八

    蒋介石是一代枭雄。在他主政二十多年以来，他把传统的纵横之策运用到外交上，似曾取得过一些佳绩。

    随着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国政府开始辩论所谓对华政策——是谁丢掉了中国这个问题的进展，蒋介石预感到他再次获得美国支持的系数增加了！司徒雷登执行的以李代蒋的对华政策行将结束了！当他通过驻美使馆获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的消息后，他认为这不仅是对司徒雷登奉行接触中共政策的最终判决，而且还是他重新讨好美国，并取得美国再度支持的开始。为此，他于七月四日在台北接受美国国际新闻社远东总经理韩德曼等人的访问，并借此向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抛出所谓友好的信号。首先，他表示对美国的援助“绝无为期太晚之意念”，并且断言“如亚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则另一次世界大战，更无法避免”。表示“要尽最大努力继续**”。直言之，他要在亚洲带头**，请美国政府快些援助他这位**的英雄。当记者问他：“阁下是否计划恢复政治之领导地位？”他公开答说：“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维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托付之重任。”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在为自己复出制造舆论。

    随着陈毅市长下令逮捕美国原驻上海副总领事事件的发生，蒋介石认为这正是他重获美国青睐的机会。为此，他不仅时时关注国际大势的变化，而且还与长子蒋经国商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在这期间，蒋经国经常操着请教的口吻窥探父亲的所谓外交战略：“父亲，您此次出访菲律宾、南韩，是意在扼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吧？”

    “有这样的意思，但这仅仅是父亲做的表面文章。”蒋介石说罢看了看垂首庭训的蒋经国，“经儿，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人，一定要看出三步棋法。知道吧？”

    蒋经国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走的第一步棋是什么呢？你我父子万一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我们靠什么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呢？”

    “靠美国。”

    “如何才能让美国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呢？这就是父亲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可是，美国政府早就宣布不再支持父亲了。”

    “那我们父子为什么就不能让美国再支持我们呢？这就是父亲要走的第三步棋。”

    “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韩一定有关系吧？”

    这时，蒋介石走到那张世界地图的旁边，用手沿着中国、苏联、东欧诸国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严肃地说：“随着司徒老儿从南京撤走，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形成了。看见了吧，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

    蒋经国再次点了点头。

    “明白吗？这是西方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最担心的。因为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像酵母一样发酵，在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蒋介石说罢看了看用心听话的蒋经国，复又以坚定的语调说道，“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此次出访菲律宾和南韩，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我蒋某人是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扩散的带头人！”

    蒋介石越说越有情绪，他再次走到那张世界地图旁边，用手沿着日本、朝鲜半岛、台湾、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画了一条曲线，操着教师爷的口气，富有节奏地说道：“我还想借此告诉美国的当权者——尤其是反对我蒋某人最力的总统杜鲁门，唯有建立这样一条**链条，东亚诸国才能不被**。反过来说，也唯有如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

    “我懂了，”蒋经国恍然大悟，“父亲打出这张牌后，就等于提前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到那时，美国政府不用我们请，他就会主动地出兵保护台湾了！”

    “经儿可教，经儿可教……”蒋介石欣慰地笑了。

    但是，蒋介石还有一个难以启口、而蒋经国又不好提问的访菲目的，那就是当时“菲律宾与美国关系密切，可以代其向美国说项，将台湾划入美西太平洋的防线以内”。另外，他还考虑若在台湾再行失败，可投入菲律宾寻求庇护。聪明的蒋经国有意转移话题问道：“父亲，华南守得住吗？”

    “迟早会落入毛泽东之手。”

    “也就是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挡是无谓的牺牲了？”

    “不！我是在借用毛泽东之手消灭桂系，同时又是借桂系之手消耗共军的实力。”

    至此，蒋经国完全懂得了父亲的战略用心了！

    接着，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偕王世杰、吴国桢等十余人自台北飞赴菲律宾访问，在菲夏都碧瑶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商太平洋**联盟问题。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余等鉴于以往远东国家之彼此联系合作未臻密切，又鉴于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遭受共产势力之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蒋介石在结束访问菲律宾的前夕，他又作附带声明，“余此次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同日，蒋介石就组织远东联盟国家问题，致电韩国总统李承晚，希望得到热烈的响应。果真，李承晚很快向蒋介石发出访问韩国的邀请，当面会商建立远东**联盟的大事。

    蒋介石回到了台北，正想询问美国对他访菲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发表声明：“对于中菲会议，美国虽觉成立太平洋公约为时尚早，但对蒋介石与季里诺关于经济政治合作之意旨，并不反对。”这等于暗示蒋介石：美国支持建立远东**联盟的设想，只是时机选择的问题。因此，蒋氏父子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了！

    蒋介石的菲律宾之行犹如一剂强心针，为其坚定**的死党增加了所谓信心和力量。同时，他们还一致感到，只有请蒋代李才是唯一图存的希望。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中，在台北、广州等地忽然掀起了请蒋出山的热潮。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中的阁僚们，尤其是那些力主倒李的人们见其大好“形势”，似乎完全忘记了就要“亡党”、“亡国”的背景，又全都陷入到拥蒋上台的吵闹中！阎锡山或许变得聪明起来，他把搜集到的所谓“材料”，请副院长向李宗仁报告：

    一、有一百八十多位立法委员在CC系的策动下，自广州联名函蒋，请其前来广州主持危局。

    二、蒋介石任命李及兰继叶肇为广州警备司令。

    三、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在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宣布拥蒋**。

    ……

    李宗仁虽然不是一流的政治家，但是他听了这些情况之后，也会本能地感到“权位”不稳。正当他想请所剩不多的亲信部属商讨对策之际，忽然又收到台北发来的电报：蒋经国于七月十三日秘密飞抵广州。

    蒋经国在机场上约见已由桂林飞来广州的程思远和邱昌渭二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父亲将于十五日来广州，希望李代总统把一切需要提出来，共同研讨的问题尽先准备，以便到时即可开始进行商谈。”

    程、邱二人听后虽有惊诧之感，但也在他们所料之中，故仅是点头称是。

    蒋经国为了把蒋介石来穗的目的讲个清楚，遂又郑重地说道：“总裁下野后，并不是说不管事了，实际上他仍管着许多事，他负有责任心，渴望把国家的事办好。”

    程、邱二人自然明白蒋经国此番表白的用意，那就是他的父亲要重新上台执政。程、邱二人是时下李宗仁身边数得过来的亲信，这一信息很快透给了李宗仁。

    然而蒋介石来广州之后，将采取哪些手段达到取李而代之的目的呢？李宗仁认为，蒋氏会以南京陷落前夕共同协商的《杭州会谈》中所确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党权高于一切的宗旨行事。换言之，即军政大事先由党决定——即由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然后再由他这个挂名的代“总统”盖印去办。这样一来，李宗仁就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傀儡代“总统”了。对此，李当然不答应。但是，李氏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进行反击呢？他心里的确是没有底数的。

    对此，程思远不仅对蒋介石来穗的目的了如指掌，而且对李宗仁的心理状况也摸得非常准确。在他看来，蒋、李这次会面实质上是在权力上最后一次摊牌。他为了李宗仁不要输得太惨，遂认真地提醒道：“蒋先生的到来，必然要扛起党统的大旗，取消行宪以来的民主法统。德公，在此原则问题上，我们是一步也不能让的。”

    在王冠面前是不存在让与不让的问题。李宗仁自打当上代“总统”以后，就没有想过把“总统”一职交还给蒋介石。相反，李宗仁近半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想方设法把蒋氏排挤到外国去，自己好随心所欲地行使代“总统”的职权。但是，在权势之争方面，李的实力、招数和气质，都远不如蒋。因此，这半年以来，他被躲在幕后的蒋氏逼得一退再退，几乎没有了退路，因为他连属下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俗话说得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果在此危难之时，蒋氏能把这副担子抢过去，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因此，他对程思远等属下的建议未作明确答复，只是含混地应付了一下。

    自然，程思远等属下很不高兴。

    昔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退居幕后。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宗仁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频频向蒋介石发动进击，逼得蒋介石也只能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对付李宗仁。正如李宗仁说的退是为了进一样，蒋介石公然喊出的退也是挂在嘴上的欺骗国人的幌子，是掩饰他垂帘听政、遥控政局的遮羞布。对此，李宗仁虽然看得清楚，然而由于时局猝变难测，再加之李氏性格上的软弱和轻信，终未战胜业已下台的蒋介石。今天，蒋介石随着形势的逆转，更重要的是蒋氏看出了美国人决定放弃支持李宗仁的政策了，遂决定由幕后走向台前，取李而代之，再次公然行使军政大权。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李宗仁再使用以退为进的策略，那正中蒋氏的下怀，借顺水推舟之术就可把李宗仁轰下台。

    为此，程思远不无担心地说，“德公，在与蒋先生的会谈中，可不能当谦谦君子啊！”

    “放心，我是不会辞谢代总统一职的。”李宗仁说罢惨然一笑，遂又说道，“蒋先生十五日到穗，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研究对策，都回去休息吧！”

    翌日上午，李宗仁刚刚用过早餐，心思沉重地来到设在迎宾馆中的官邸客室，准备与蒋介石会谈的有关材料。他甫坐未定，蒋经国意外地闯了进来，严肃地说：“李代总统，总裁已经从台北起飞，上午十时就可到达广州机场。”

    “蒋先生不是说十五日才到广州吗？”李宗仁听后愕然，下意识地问道。

    “总裁心虑国事，希望早一点和代总统晤面，遂决定提前一日到广州。”蒋经国坦然地答说。

    李宗仁早就知道蒋介石生性多疑，他的起居行止是高度保密的，就是他身边最贴身的侍卫也不知道。但是，李氏怎么也不会想到，蒋氏为了安全，此次来广州举行国事会晤，竟然对他这个代“总统”也不放心，遂感慨万千地暗自说道：“这就是蒋先生的为人啊！”他沉吟片时，说道：“我立即通知有关的党政要人，赶往机场，欢迎总裁莅穗。”

    “总裁电示：在国难之时，一切礼仪从免。”蒋经国说罢打量了一下李宗仁的表情，遂又严肃地补充道，“为了确保安全，在总裁到来之前，希李代总统绝对保密。”

    李宗仁听后有着一种莫大的屈辱感，但为了所谓顾全大局，遂又把这种屈辱感藏之心底，默默地看着蒋经国骄首昂视、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客厅。

    是日上午十时，蒋介石的专机准时飞抵广州，在蒋经国预先安排好的严密保卫中，蒋介石于半小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入广州迎宾馆，在代“总统”官邸和李宗仁见了面。

    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评说：“在国共两党角逐天下的斗争中，蒋介石败在了中共毛泽东的手下；可是，他在国民党里和李宗仁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却取得了所谓最后的胜利。因此，就后者这种特殊的意义上说，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见李宗仁的，并以当然的最高主宰者的身份造成‘君临天下’的事实，迫李交出名义上属于代‘总统’的军政大权。所以说，从蒋、李见面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胜负。”笔者再补述一句：“对此，所有云集广州的政客、党棍，心里全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未来蒋、李的斗法中，他们都又选定了应该支持谁。

    十四日下午七时，李宗仁、阎锡山在广州绥靖公署楼下会堂欢宴蒋介石。从这次宴会的气氛中，李宗仁从那一张张熟悉的虚意敬酒的笑脸上，不仅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失落，而且还悟出了官场中的冷暖。因此，他坐在蒋介石的身边一言不发，宴会一散就回到了自己的官邸，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就是官场中的人啊！……”

    七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接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穗的委员。自然，蒋氏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高居位首，向与会的常委畅谈国际大势和预测未来国内战场的走向；而李宗仁只好坐在常委席上，和与会的常委一起聆听总裁的训示，其滋其味，也只有李氏自己才能品出！但是，李氏有一点感觉是正确的：蒋介石已经走到台前发号施令了！

    是日晚上，蒋介石在广东绥靖公署召开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谈话会”。会议开始之后，黄少谷分发了在台北拟好的四个文件：《国民党改造纲要》、《国民党改造实施程序》、《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总裁交议本案意见书》。李宗仁看罢这四份文件的名称，就知道蒋介石是有备而来——重建所谓国民党的党统，进而取代自己所坚持的所谓法统。相对而言，他李宗仁却没有任何一点准备。换言之，李氏在即将开始的所谓“党统”与“法统”之战中，他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时，蒋介石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特邀李宗仁、阎锡山参加。蒋氏在会上以总裁的身份讲了访问菲律宾的情况之后，遂正式提出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条例。接着，他又讲话：“设置中央非常委员会，是我于四月二十二日同李代‘总统’在杭州会谈时决定的。其目的在加强党与政府的联系，并使其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蒋氏这篇讲话的宗旨是：若想恢复战败的态势，必先恢复国民党的战斗力；若想国民党得到重生，必须加强党的中枢核心的权威；若想提高国民党中央决策的权威性，就必须重新确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绝对领导地位。与会者或许看到了李宗仁的无能，抑或是认为时下需要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上台，所以对于蒋介石的讲话无一提出疑义。依据组织条例规定：蒋介石、李宗仁分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此前在杭州举行蒋、李会谈的时候，李宗仁被迫同意蒋介石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张。历经近三个月的实践，李宗仁越发不赞成这一主张。他认为：“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崩溃；如今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龌龊，隐忍了事。”这就是李宗仁的悲剧性格，在特定的悲剧时代中演化出了李宗仁的悲剧！

    对此，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程思远却异常的失望！远在李宗仁自桂林飞广州的时候，程就认为“李宗仁于和谈破裂后，不坚决引退，实为失策；既不引退，而又赴粤，更为识者所惋惜”。接着，“李宗仁抵粤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依照主子指示，首先是暴露李宗仁的**面貌，其次是对他掣肘，使他在政治上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更令程不满意的是，李宗仁轻信蒋介石的许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隐忍了事”的地步。所以，程“参加了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

    程思远这一离去，李宗仁的身边就只有一个邱昌渭了，若想战胜有备而来的蒋介石那只是一种幻想！为此，李宗仁默然无语，只有被动地让蒋介石牵着鼻子往前走下去。

    接着，蒋介石以总裁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借讨论蒋氏提出的所谓《党务改造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时，他又提出成立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属下的东南、西南两个分会，并建议“以张群为西南分会主席，陈诚为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蒋又提请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湾、广东、海南岛等地区。就这样，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把李宗仁手中的军政大权全部夺了过去。是月二十一日凌晨，蒋介石借口南韩总统李承晚向他发出邀请，须赶回台北预作准备，遂邀李宗仁到梅花村话别。然后蒋氏在黄少谷、蒋经国的护卫下驱车驶往黄埔，乘华联轮离开了广州。

    蒋介石离去了，李宗仁就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凄然地眺望远天，禁不住地黯然自问：“从今以后，我这个代‘总统’怎么办呢？……”

    李宗仁败到这种地步是在情理中事！但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并没悟出一个“为什么”，相反，他却从无名的孤独之中怒指苍天：“这是为什么？”随着这种无名的孤独感的化解，他渐渐地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谛；接着，他又从这感悟出的人生真谛中看到了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的原因……

    昔日，蒋介石下野了，他回到自己的发祥地溪口，依然能操纵全国的政治、军事大局；今天，大陆就要落入中共之手已成定势，蒋氏不仅在去年岁末就着手建立自己的退守之地台湾，而且还成立了指挥国民党全局的总裁办公室，为复出安排好了较为安全的落脚点。这在李宗仁看来，刚刚离去的蒋介石是回家了。与此同时，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未来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呢？”由此，他又联想到自己戎马大半生军政生涯的经验和教训，感悟到自己能登上代“总统”的宝座，也完全是因为有广西这样一个“家”。而今广州一旦失落中共之手，广西这个属于他的“家”还会维持几时呢？尤其当他想到桂系部队在力守华南的战斗中，将逐渐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感到广西这个“家”也要换人了！这时，唯有这时他才承认蒋氏于被动之中进取的长处，也看到了自己随波逐流、缺乏政治家开顶风船勇气的弱点。为此，他禁不住地唏嘘喟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久，李宗仁又收到来自厦门的消息，蒋介石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召开了厦门军事会议，公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向三军训话：“当前我们要团结固守福建，作长期保卫东南沿海之计，并借此以巩固台湾。我们只要支持到明春，世界**力量便会和我们联合一致驱俄清共。”旋即，蒋氏又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讨论军事问题，并作出相应的防务决定。就其法统而言，蒋氏此举是明显的越权行为。李宗仁内心虽然不愉快，但因性格使然，也就再次隐忍下去了！

    这样一来，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更觉无事可办，决定出巡，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遂有七月二十六日的衡阳之行。

    时下，衡阳为白崇禧临时指挥部所在地。白崇禧一见李宗仁的面就大发牢骚：“湘战局势危急万分，传云程潜和陈明仁叛变在即，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你说该怎么办吧？”

    “我既无撒豆成兵之术，也没有转危为安之策。”李宗仁说罢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状，“事已至此，主意还得你定。”

    “我哪有什么主意？”白崇禧怒色满面地说道，“我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做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运送。”

    李宗仁知道第七军是桂系的嫡系主力，也是时下湖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他一想到第七军的官兵要在大卡车上日夜奔波不息，就有些心痛地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

    “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白崇禧继续抱怨地说，“如不授予我指挥极权，不仅三湘难以确保，就是两广也会很快落于共军之手！”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要指挥极权的意思是出任国防部长。早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时候，白崇禧就曾派李品仙向李宗仁力陈：“阎锡山年老体弱，主持行政院院务已感自顾不遑，如不改组，即无法部署兵力保卫广东。”对此，李宗仁是赞成的，并在蒋介石留粤期间同蒋商量过。蒋以等他考虑以后再说为由没有表态。李宗仁十分明白：自己未能为白崇禧争得国防部长，白一定是很不满意的。时下，三湘既然不保，两广也必然危在旦夕，随即决定飞赴台湾，继续和蒋介石理论这些大事，看看蒋介石会不会授予白崇禧军事指挥极权。

    李宗仁用过午餐，遂登机东飞，经福州小休，于二十八日飞抵台北。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竟然到机场休息室迎接。翌日下午，李宗仁赴草山作礼貌性的拜访，蒋介石留李晚宴，并邀李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接着，蒋、李二人开始了秘密会谈。

    李宗仁这次来台北见蒋介石，从蒋氏那种以主人自居，或曰君王视客卿的态度上感到：他不是来此商讨国是的，而是前来朝圣取圣经的。为此，他再次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遂按照自己预先想好的议题说道：“介公，你听说湖南近期的局势了吧？”

    蒋介石早已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程潜异动。由于他过分相信陈明仁这位黄埔一期的学生，认为陈能制约程的行为，湖南暂时不会发生猝变之动。今天，他一听李宗仁的口气，直感是湖南形势不妙，遂策略地说道：“因有健生在湘，我想暂时不会发生意外之事。此次德公从衡阳飞来，自然详知其情了。”

    李宗仁把在湖南的见闻叙述过后，故意为难地说道：“健生虽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无法调动陈明仁的部队。这件事非介公亲自出马不可了。”

    李宗仁的话意是清楚的：陈明仁是“天子门生”，今天不仅不听白崇禧的调遣，而且还有可能背着你蒋氏投共，我看你这位当“校长”的如何处置？蒋介石听后的确大吃一惊，忙说：“我立即委派陈明仁的同窗好友邓文仪、黄杰二人飞赴长沙，劝其悬崖勒马。”

    湖南长沙和平起义在即，邓文仪、黄杰二人前来游说同窗陈明仁，的确是自投罗网的冒险之举。如果不是陈明仁等念于一个所谓“义”字，邓、黄二人一定会成为阶下囚。为惜墨存史，现摘录当事人吴相和的回忆以代拙笔：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专机飞长沙，企图破坏湖南和平运动。他们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要陈（明仁）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扑灭湖南的和平运动（暗示陈把程潜杀掉）。陈明仁看过蒋的手书后，默不做声，空气非常沉闷。这时，邓文仪只好表示要单独找我谈话，陈明仁答应了。

    邓在同我谈话时，问陈明仁的态度如何，我说：“陈司令现在很苦闷。白（崇禧）长官离开长沙后对第一兵团没有明确交代，要退向哪里退？要打又不给钱粮和械弹……”邓说：“白长官不是已送了一批银元来了吗？我们今天来的飞机还带来一批机枪呢！”我说：“送来的钱很有限，而且是银元券；机枪又不配子弹。这样搞法就是不信任他，不要他。你们不要他，还是会有人要他的。”这时，邓表示回衡阳后一定催发枪弹，并要我多对陈明仁做工作。

    黄杰、邓文仪见势不妙，同我谈后不久即匆匆离去，临行时见陈明仁未来送行状极张皇。当时有人建议将黄、邓两人扣留，陈明仁为顾全同学之谊，又怕增加麻烦，未予采纳。邓在同我分手时，还交我一封张镇华写的“陈司令亲启”的信，是张托邓面交的，邓不敢交而要我代转。后来我拆开一看，信中劝陈明仁不要起义，说“共产党决不会忘记四平街的血债的，血债要用血还”等等。我为了怕影响陈的情绪，也就把它撕毁了。

    蒋介石获悉湖南有“异动”的消息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三湘大地，尤其是古城长沙飘起了红旗。这对他而言，将意味着他在中南的地盘就要拱手让给毛泽东了！因此，他的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然而当他再往下一想，除去微然摇首，也就只好仰天长叹了！

    在蒋氏看来或许是应了否极泰来这句古语吧，恰在这时，留美未归的夫人宋美龄自美国发来消息：司徒雷登将于八月初返回美国述职。对此，蒋介石黯然自语：“司徒雷登走了，美援很快就会来了！你毛泽东‘一边倒’，我蒋某人也‘一边倒’！……”

    九

    败者，匆忙慌乱；胜者，日理万机。总之，无一不是一个“忙”字。

    毛泽东作为胜利者的群体——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他就像是一位驾驶着时代的巨船，航行在汹涌澎湃、暗礁密布的大海中的舵手，不仅需要战胜一切困难的智慧和勇气，还必须协调好这艘巨船上所有部门中的人员，在他镇定自若的统一指挥下，确保这艘时代的巨船乘风破浪地航行到大洋彼岸。因此，对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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