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关于文化的琐思(2)

;   20世纪80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国有一个由恪守独立思想，在人性方面发乎本能地善良，在人格方面当仁不让地正义的人们形成的群体，我是多么地愿意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而与时俱进！

    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却未必个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

    我想，80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没有绝种。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八

    在2008至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

    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

    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阿门！

    2012年7月1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