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退国民党舰只与炮火的拦截，迅速在南岸建立了滩头阵地，现正向纵深发展。李宗仁听后决不相信那固若金汤的江防设施会如此不堪一击，当即决定于是日上午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号召所谓的全国军民同共军作战到底。

    对此，黄启汉急忙劝阻道：“德公，你发表这样的讲话好不好呢？我觉得还是不讲的好。”

    “我不怕得罪共产党！”李宗仁有些心虚地说道。

    “这不是怕得罪或不得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德公你在舞台上刚扮演一个白脸，现在马上又来唱花脸，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保持着一个‘和平的总统’不好吗？”黄启汉一看摇首喟叹的李宗仁，又进而说道，“要发表这种讲话，为什么不由何敬公或白健公去讲，非要德公你讲不可呢？”

    这时，侍奉在侧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也忙插话道：“是呀！让他们去讲好啦。何必样样都拉到你身上来呢？”

    接着，李宗仁迭连收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大获成功的消息，他那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湖猝然掀起了狂澜。他清楚，江防一失，他企盼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就彻底地破产了！就连他这位代“总统”的官邸所在地南京，也就要让给人民解放军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他怎能不思绪万千且又不堪回首呢！……

    李宗仁自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南来参加副“总统”竞选，整整一年又一个月零一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位末代“总统”的心境比当年李后主好不了多少，所不同的是，他戎马一生，难以给后人留下苍凉的诗词。诚如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为所谓党国尽忠吗？他不仅要继续受幕后蒋介石的制约，而且还要代蒋介石受过，承担国民党在大陆覆亡的历史责任。接受毛泽东善意的劝导而留在南京不动吗？莫说他无力打碎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传统文化枷锁——取义成仁，决不投降，就连蒋介石安插在他周围的特务，也会对他采取断然的措施。”结果，他随着“主和”思想的逝去，遂又逐渐地关上了所谓的“降将”之门；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和中共较量——为所谓党国殉葬一途了！

    李宗仁行伍出身，自然看重军事实力。二十余年来，他就是仰仗着桂系军事集团而生存而发展，而坐上代“总统”的宝座。然而时下的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再次舍他而去；留居北平的刘斐等人未来的行踪难以预料，白崇禧所借重的李济深公然站在中共一边；就连桂系中那些二三流的人物刘仲容、刘仲华、黄启汉等人想些什么，他也无从知晓！平心而论，桂系中唯有白崇禧是**到底的，但白氏手中那点军队又能支持多久呢？这**到底的底又是什么呢？李宗仁想来想去，真的有点不寒而栗了！

    恰在这时，夫人郭德洁近似抽泣着问道：“南京还能待几天？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说郭德洁被南京上层某些达官要人讥讽为“乡下姑娘”，但李宗仁心里清楚，她也有着和宋美龄一样的想当第一夫人的念头。这些年来，她跟着李宗仁历经无数次胜利的惊喜和失败的悲苦，终于圆了当第一夫人的美梦。可出乎她所料的是好梦不长，遂又被解放军渡江的枪炮声惊醒，这怎么能使她不伤心呢！

    李宗仁为了安抚妻子，淡淡地说道：“为了安全起见，你先飞回桂林去吧！”

    接着，李宗仁请黄启汉陪着郭德洁等眷属飞返桂林。然而这时的黄启汉已打定主意投靠人民，不再跟着李宗仁走下去了，遂推说自己的家眷在上海，需要到上海去一趟。事已至此，李宗仁也不勉强属下，改由秘书黄雪邮陪郭德洁等眷属飞返桂林。

    石头城已经隐隐听到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声了！李宗仁于是日上午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应对战略。最富讽刺意味的是，李宗仁这位代“总统”依然不是面对现实，而是继续唠唠叨叨讲他与蒋介石这一年又一个月零一天的恩怨：“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可以想见，与会者谁会有心听他大讲与蒋介石的是是非非呢！

    白崇禧为了转移话题，再次提出，既然南京不保，东南半壁也很容易落于中共之手。他主张“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指挥的约四十万华中部队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进入西南”。为论证他提出的战略正确，遂又底气不足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就是按此行事的。武汉失守，湘赣不保，我们还可以退守四川，经营西南半壁江山嘛！”

    李宗仁乃至所有与会者是同意白崇禧提出的退守四川、经营西南的战略的，这并不是白崇禧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与会者都知道这一战略的发明者是蒋介石。换言之，欲要落实这一战略方案，必须由蒋介石下达命令。另外，何应钦等还清楚，蒋介石在退守西南之前，还有一个引诱美、英等国出兵干涉的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战略意图，故谁也不明确表态。对此，李宗仁也知其欲言而不语的真谛，遂主动建议：“能否执行健生的计划，皆取决于蒋先生的态度，我建议明天——也就是二十二日，在座的诸位一道飞往杭州，听听蒋先生的意见。”

    这就是被李宗仁事后称之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座的与会者又无计可出，也只好遵命行事了！

    事有凑巧，李宗仁在同一天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约其在杭州举行会谈。虽说这和他定的杭州之行的计划不谋而合，可他由于吃蒋介石的亏、上蒋介石的当太多的缘故，竟然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某人约我赴杭州的用意是什么呢？……”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支持李宗仁和谈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长江汛期的到来，借此天赐的时机重整旧部，并寄希望国际猝发的事端，继续和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一争天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毛泽东早已洞察蒋介石的一切，决不给蒋以喘息之机，毅然发动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这就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接下来，蒋介石就要执行守上海而弃长江的战略计划，能否协同共防，主要看李宗仁与手握重兵的白崇禧的态度。这就是蒋介石约见李宗仁的第一条原因。

    其次，就在李宗仁与何应钦断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同时，蒋介石“为使李宗仁安心主政，尽其职守，不致动摇与逃避起见，决定约其定期面晤，切实商定办法。而其原则有二：（一）彻底坚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谈。（二）应使政府不能再与**中途谋和，否则等于自杀”。

    再其次，和谈破裂之后，江防一线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突破，形势急剧逆转，用蒋经国的话说：“父亲仍坚持原有主张，为使李宗仁能全权负责主政，不致动摇规避起见，乃于本日邀约李宗仁与何敬之、张岳军、吴忠信、王世杰诸先生在杭州举行会谈。”

    对此，李宗仁一无所知。但白崇禧为他出的腹案却是：以退为进，用所谓“摊牌”的举动，逼迫蒋介石彻底交权。

    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会谈是在杭州笕桥航校举行的。一见面，蒋介石就故作轻松地问道：“德邻，你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这句寻常的问话，的确刺伤了李宗仁的自尊心，因为在他看来，主战的蒋介石“胜”了他这位主“和”的代“总统”。他几乎是下意识地答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过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蒋介石说罢取出一份电稿，又说道，“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二人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

    李宗仁不曾料到蒋介石有此一手，他为达到自己杭州之行的目的，也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

    蒋介石也未曾料到李宗仁会来这一手——对联名通电不置可否。诚如程思远先生事后评述的那样：“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只好说‘今天只研究政策，不谈任何人的进退问题’，从而把会谈中心转移到党政联席上去。这样，蒋既不能强迫李宗仁签字联名通电，而李宗仁企图与蒋介石‘摊牌’之议也就胎死腹中。”可以想见，蒋、李这种推诿扯皮式的会谈是难以继续下去的！

    蒋介石和李宗仁相较有一个很大的长处，那就是蒋氏不仅善于把握对手的心理活动，而且还能想出利用人事矛盾制胜对手。他清楚李宗仁昔日是靠着白崇禧手中的军队逼宫夺权的，而今所谓说出的坚决取去之心，依然是因为身旁有个白崇禧。他为了尽快结束这僵持的会谈，严肃地说：“为了尽快统一思想，我和德邻到另一间房里继续商谈些事；诸位在此，先对党国目前的危局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李宗仁也自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二人走进旁边一间不大的客室，刚刚坐定，就一反以退为进的策略发起了进攻：“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绝不上李宗仁的当，依然固守既定的战略：无论你李宗仁如何明确要求权力，我此时此刻均避而不谈。他反复说：“不论你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与蒋介石相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权力之争中爱面子，决没有达到蒋氏那样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经常明知蒋装假，又不愿当面给蒋下不了台，把事情弄僵、弄糟，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人情空子可钻。请看李宗仁事后这段记述：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己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

    结果，李宗仁不仅勉为其难地继续行使代“总统”的职权，而且还与蒋介石郑重商谈，一致决议四事如下：

    （一）关于**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

    （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

    （三）在军事方面，何敬之将军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

    （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本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

    所谓的“杭州会谈”就这样以蒋介石完全的胜利结束了！对此，白崇禧就像是吃了一只苍蝇，遂借口回武汉部署江防，当天乘专机飞去了。自然，李宗仁也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婉谢何应钦一同去上海的邀请，怆然飞返南京。

    是日傍晚，李宗仁的座机安抵南京，“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街，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作撤退的准备。”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李宗仁，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李宗仁凭借多年的战场经验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郊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李“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李宗仁起飞。李“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专机已打开发动机。李等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浓”。驾驶员入机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说：“先飞桂林。”飞机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对李宗仁而言就不堪回首了！恰在这时，李宗仁不仅想到了毛泽东，而且也想起了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感情复杂地暗自说道：“看你在溪口还能稳坐几时！……”

    四月二十三曰，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这不仅是他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同时也是他留居溪口三个多月的幕后指挥生活的终了。是日深夜，他坐立不安，忽而眺望故乡山峦夜影，忽而巡视蒋氏祖产丰镐房，大有“窃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的悲凉情感。有顷，他为了冲淡一下这怆然的氛围，叫来了孙子和孙女，故作笑颜地问道：“溪口好，还是南京好？”

    “南京好！南京有汽车洋房，有夫子庙、中山陵……”孙子和孙女们七嘴八舌地答说。

    守侍在侧的蒋经国一听孩子们的答话，再一看父亲那不悦的表情，忙补充道：“南京好，溪口也好。这儿有雪窦寺，有溪水，还有你们喜爱的水牛。”

    蒋经国一语道出了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南京好，溪口也好。”但是，从今天起，南京已不是他蒋某人的龙盘虎踞之地了！就说他分外热爱的故乡溪口吧，也不由地产生了“今朝离去，何时复回”的情感！或许是性格使然，他沉吟良久，几乎是下意识地对孙子和孙女说了如下这句话：“记住你们父亲说的话：南京好，溪口也好；做爷爷的还要告诉你们一句话：溪口是我们的，南京也是我们的。”

    孙子和孙女并不完全知道爷爷说这句话的真实寓意，只是像过去那样，习惯地随着蒋介石的话说道：“对！都是我们的。”旋即离去休息了。

    蒋介石虽然早已皈依基督，但他的脑海中还存在着深厚的中国式的迷信色彩，尤其对佛家的“报应”、“轮回”之说，对所谓“童稚之语无戏言”是十分相信的。这晚，他一听孙子和孙女答说“都是我们的”，使他于苍茫之中相信还有重新入主南京之日。因此，他那被重铅密封的心扉又打开了一道希望之光。

    但是，蒋介石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却从来不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迷信上。南京失守，上海也危在旦夕，他不相信汤恩伯有固守上海的指挥才能。溪口落入中共之手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格外沉重地说道：“经儿，把方良和孩子们送往台湾暂住。”

    翌日——四月二十四日上午，蒋经国遵父命，“决计将妻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是”。遂在慈庵处理有关离开溪口之事务。中午，蒋介石端坐首席，为儿媳、孙子、孙女赴台湾吃饯行饭。饭后，他逐一和孙子、孙女吻别，并祝儿媳方良一路平安。接着，他又低沉地对蒋经国说道：“把船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当即请示此行的目的地点，父亲没有回答。当时只好准备一艘军舰，听候命令”。为此，“下午妻儿飞台，遍地烽烟，未往送行，此心亦有所不忍也”。

    蒋氏父子刚刚送走眷属，遂又获悉太原被中共部队攻占的消息：“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向城桓发起总攻。晨五时三十分以一千三百门大炮轰击城桓，二十、十八、十九三个兵团等部相继于六时十分至七时四十分之间，从东南西北四面十二个突破口登城突入城内，将蒋阎守军分割围歼。至上午十时，全部战斗结束，全歼太原公署”所属各部。自打围困太原以来，“共俘九万七千余人，毙伤三万三千余人，投诚五千三百余人，总计十三万五千余人。”自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孙楚以下绝大多数将领都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此，蒋介石这位败军之帅再次遭受一次重大的打击！

    或许是失败太多太多的缘故吧，蒋介石很快又恢复了败军之帅那特有的理智。当他想到南京、太原相继被中共部队攻占的时候，除去用祸不单行聊以**外，也唯有仰天长叹：“苍天负我！”但是，当他想到自己从二次北伐奉系张作霖以来，二十余年都想消灭阎锡山的晋军，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时下，毛泽东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仅仅用了四个多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他除却难以置信外，也越发地找不到“这是为什么”的答案了！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蒋经国“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三时，蒋经国伴父亲“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舰，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

    登舰后，蒋介石才说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虽说蒋经国早就知道父亲的行踪是保密的，事前也绝少告诉下属，但是当他听说“到上海去”后，他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对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段话：“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盖共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情势非常危急，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但是父亲对于这些毫不介意，因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就顾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险的时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了！父亲一生冒险犯难，又岂独此而已哉！”

    诚如史家所云：“蒋经国用了那样多的溢美之词颂扬自己的父亲，但他并未完全猜对蒋介石此时此刻的真实心理。”蒋介石戎马倥偬一生，深知在危难之时最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一生未步恩师陈英士惨遭暗杀的后尘，行动诡秘是很重要的原因。再者，蒋介石这时到上海去，也绝非像蒋经国吹嘘的那样“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而是有着其他难以言述的原因。

    如前所述，蒋介石退保淞沪的目的，是为了诱引英、美诸国出兵干涉，把中国的内战国际化。恰在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大举渡江的时候击沉英舰“紫石英号”，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并说这是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同日，英国保守党头子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侵犯人民解放军的英舰是所谓‘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这在蒋介石看来，是上帝赐予英国和美国出兵干预的良机。所以，他决定乘军舰驶往上海观变，代表业已飞回桂林的李宗仁行使“总统”的外交权力，借此把即将开始的所谓淞沪保卫战引向国际化。

    另外，蒋介石绝不会把宝完全押在英、美出兵干涉上，万一他把所谓淞沪保卫战引向国际化的计划失败，他也准备了万全之策，那就是弃长江防线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卫淞沪一线。就在蒋介石乘舰驶往上海的海途中，汤恩伯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泄露了天机：“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命令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接着，汤恩伯宣读蒋介石的命令：

    “上海存有价值三亿多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桢请假，改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蒋介石乘军舰驶往吴淞口，下午一时到达黄浦江之复兴岛。接着，他又单独召见了汤恩伯，要他和毛人凤等人在最短时间里，完成抢运金银的任务。汤恩伯奉命赶回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开会，讨论抢运物资事宜。并作出如下决议：

    1．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扫数运往台湾；

    ．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

    ．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4．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外，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5．帆船及大小木船三千多艘，其中约有一千五百多艘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

    6．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专司护运；

    7．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杓处理公务；

    8．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检运，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处理。

    但是，蒋介石在公然召开的会议上却讲的是另外一套。用蒋经国的话说，父亲总是恳切坦白地告诉他们：“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应付危难。”

    这就是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言和行。

    也就是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遂获悉李宗仁决定不去广州，改飞桂林的消息。他担心李宗仁在桂林组织政府，继续以和平大义号召西南诸省，使蒋、李公然对抗，这不仅会削弱国民党已十分虚弱的实力，而且还必然加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为此，他当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请设在广州的中常会中的元老出面劝驾，务必把李宗仁请到广州；二、使用金钱离间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对于前者，蒋经国是理解的；对于后者，他不无疑惑地问道：“李、白自幼同学，共事有年，在此危亡之际，白会舍李跟我们走吗？”

    在蒋介石的眼里，白崇禧是一个见利忘义的政治小人，并赞同“再嫁的寡妇”之骂名。另外，蒋介石还清楚白崇禧在桂系集团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第一把交椅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岁桂系演出的逼宫戏，最积极者不是李宗仁，而是白崇禧，白氏希望李上台后总揽全国兵权，借以满足他的权欲。历经三个多月的较量，白的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白转而责李宗仁软弱，并由拥李变为憎李。因此，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道：“在此李、白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我们继续用黄金收买白崇禧，让他为我们促李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这是最为理想的策略。”

    蒋经国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十分钦佩父亲看人用人方面高人一筹的本事。但是，他转而一想，又不安地问道：“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李若赌气不去广州，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李宗仁一定会听白崇禧的。因为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不能离开白崇禧单独行动。他不管和白有多少矛盾，最后总是以同白妥协而告终。”蒋介石说罢沉吟片时，又补充说，“当然，时下的李、白还没到分道扬镳的地步，还会向我提出一些类似出国、交权的条件。”

    蒋介石当即下达命令：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需。

    蒋介石这一招真灵，对此，当事人程思远作了评述：

    四月二十八日，我到武汉晤白崇禧时，白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转变：一面急于想通过军用电话同蒋介石建立直接联系，希望蒋命令蒋军沿着浙赣铁路布防，切不可向沿海地区后撤；一面激烈批评李宗仁三个月来完全不听他的话，以致陷于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他对李邀他返桂林商讨和战大计一事，起初并无任何反应。后来经一再苦劝，才勉强有此一行。他一到广州，受了顽固派的包围，终于起了压李去广州为蒋卖力的决定性作用。总结这三个月来的事态发展，蒋、李、白三角关系的演变，断不是出于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蒋在李、白之间进行了分化工作。这一点连李宗仁也被蒙在鼓里，毫不察觉。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布置新的大屠杀之际，继江阴要塞官兵起义之后，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二十五艘舰艇在南京芭斗山江面起义，并驶抵下关。蒋介石听后暴跳如雷，大声命令：“立即派出轰炸机，将其全部炸沉！”

    这时，蒋经国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悄声地问道：“父亲，一旦上海发生意外怎么办？”

    蒋介石听后突然狞笑不止。有顷，他有些得意地说道：“只要我们把上海的金银和物资全部运走，那就请毛泽东来接收上海这个烂摊子吧！”

    至此，蒋经国完全明白了父亲的用意：运走上海的金银和物资，不仅是在台湾重新崛起的物质基础，而且还为共产党接管上海埋下了一颗重型炸弹。因此，他于敬佩蒋介石败中取胜的谋略的同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到那时，高喊反对我们的上海人天天喝西北风的时候，他们就会转而反对毛泽东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