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沧桑代后记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开始，报纸上时有关于世纪末、世纪之交的话题。预言世纪末的战争、饥饿、洪水、干旱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甚至发生了争论，说世纪末有些什么迹象，说世纪末有些什么预兆和特点，说世纪末人类将遭遇一些什么，说世纪末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大至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毁灭，小到人类的基因，全和世纪末扯上了关系。随着世纪末越来越近，话题又由世纪末转变为跨世纪。青年一代要跨世纪，知青一代也要跨世纪，观念要跨世纪，爱情自然也要跨世纪。

    哦，爱情。

    关于爱情跨世纪的话题，无疑是最吸引人眼球的。未婚同居、试婚、黄昏恋、包二奶延伸至包三奶，妻妾同室，离婚，婚介把人看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本来爱情就是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普遍现象，是人都要遇到的题目。在人世间，从来没想过爱的人可能是没有的。故而“爱情和死亡是永恒的话题”这句话，从我们的上几代人传到了当代，尽管其间受到了批判，欲对其批倒批臭，但看来必将还要传到下一代去。

    正是在这一股关于爱情和世纪的论潮中，我也受到影响，情不自禁地回顾了我半世人生岁月中爱情形态的演变，爱情世态的变迁。

    记得，初去农村插队落户时，我们这一帮从上海去的大小伙子，时常会在劳动歇气时，雨天休息时，听农民们津津乐道地讲起乡村里的婚姻。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是抓奸，是如何发现男女双方通奸的过程，是如何惩治处罚奸夫淫妇。而只要稍稍详尽地刨根问底询问下去，我们常会发现，那被抓的对象，往往是值得同情的男女。比如寡妇暗中找了一个相好，这相好是个单身汉子，只不过和寡妇的辈分不合。又比如一对中学里悄悄相恋的小伙子、大姑娘，回到乡间双方的家庭又都给他们定下了婚约，不允许他们自由恋爱下去，他们只得暗中来往，维持原来的感情，直至被人察觉总之，在我们当知青的看来，这些事情简直算不了什么，根本称不上犯下了啥罪孽，但是在山寨里的农民们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是伤风败俗，非得狠狠地惩罚不可的。

    就在我插队的寨子上，一个父母双亡由长兄扶养长大的姑娘，违反了长兄通过媒人给她选定的婚约，私自逃婚到了十几里外的恋人家里，结果那长兄邀约了山寨上几十个汉子，提刀拿棍，扛着火铳枪，兴师动众地要把自己的亲妹子去抢回来，否则他就觉得失去了脸面。

    在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中，村寨上最为轰动的事件，往往都和逃婚、悔婚、离婚、奸淫有关系。

    那年头，对于我们这一代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知青来说，这一切无疑显示着乡村的落后和闭塞，显示着农村里封建的余孽仍在毒害着人们。我们崇尚的是保尔柯察金的爱情观，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要用青春和热血拥抱革命的人生。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讲出保尔和冬妮亚雪地重逢的那段故事。知识青年们认为他们的恋爱是自由的，比起乡间的农民们，知青的爱情和婚姻幸福得多了。殊不知，在那样的非常年月，政治介入了一切领域，自以为享受着自由恋爱的知青一代人，也不得不自觉不自觉地学会摆正感情和政治的关系。听到家庭出身不好的对象无不敬而远之。爱情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扭曲了。即使背叛了爱情，很多也不只是因为感情，而是由于这样那样外界的压力。爱情被烙上了阶级的标记。文艺中的一切爱都被封杀了，生活里充斥着两地分居的婚姻，下乡的、去五七干校的、在农场里改造的，无不忍受着青春的煎熬，嘴里却还要唱高调，说那些一套一套言不由衷的话。但是生命终究是灿烂的，人可以短时间压抑自己，却不能永远忍受禁欲，于是这里那里都发生偷吃禁果的事情，爱情仍以她的本来面貌露出脸来。“四人帮”倒台了，人们的生活又重燃起希望之火，压抑的、僵化的、萎缩的情感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许许多多报刊上，都登载了这样的消息，继解放初期的离婚高xdx潮以来，城市和乡村里都暗自涌动着一股离婚潮。自由的恋爱结婚在回归真正“自由”的意义上显现出崭新的苗头，给社会带来了一股生气。但是只要入神细细地观察，就会发现不少人仍生活在社会形成的惯性里。

    八十年代初期时，我在贵阳郊区一家厅局级的大厂矿里体验生活，下去住了不多久，就听工会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两年我们工会工作的不少精力，耗费在解决家庭矛盾和婚姻冲突上。我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初初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我就全面了解了这家厂子。这是一个标准型的企业办社会的大工厂，厂里面除了没有法院和监狱，其余的一切都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敬老院，人生各个阶段的福利设施、生活设施，也都配得十分齐备。加上这个厂里面多年来效益不错，就连当时社会上十分头痛的知青回城问题，厂里也处理得十分顺利，全部安排到第一线生产车间去当工人了。照理这样的外部环境，不该会有那么多的家庭矛盾和婚姻纠纷啊。

    深入地一了解，我就明白了，原来闹离婚的全都是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组成家庭的男女，那时从工人中提拔了一批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他们分别当上了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会组长一类的职务，在学习讲用中脱颖而出，成了培养对象。中专技校毕业后分来的姑娘们，在他们的追求下，纷纷嫁给了他们。而当时在车间里劳动的大学毕业生们，反而乏人问津，只得无奈地挑选些相貌平平的姑娘凑合着成个家。有的人因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为了改变这一形象，干脆挑选出身好相貌丑的女子组成家庭。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当年在车间里干粗活的大学生，无一例外地被抽调进了厂部的各种科室，没抽调上去的也都当上了车间主任、工程师，业务突出的还当上了副总工程师，最差的也是车间副主任。而当年那些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不但没往上提，反而因为运动中的极“左”表现，骂人甚至打人错误，有的靠了边，降了级，有的调离了领导岗位，下车间去干起了粗活。地位的改变在这样企业办社会的厂矿里，比起其他地方更为引人注目，原本不牢靠的婚姻家庭里就发生了裂变。新的年轻人仍在分进厂来，其中不乏更为充满朝气的漂亮姑娘，而那些觉得自己嫁错了的女子，也要趁着还没到人老珠黄，试图重新选择人生。于是乎厂子里出现了一股离婚潮，把工会干部们忙得不亦乐乎。工会主席给我介绍完情况，苦笑着说：问题是工作不好做啊！我们一位工会干部，自己也在闹离婚呢！

    离婚要闹，指的是当事人之间闹，也指的是向外界闹。因为那时候不闹就离不成婚。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想离婚，必然碰上来调解的，劝和的，做工作的，除非离意十分坚决的，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才能闹进法院，闹上法庭被认定感情确实破裂，准予离婚。

    随着离婚潮出现的，是状告“陈世美”的案子日益增多，是年轻一代随着社会上的“文凭热”而纷纷挑选大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阳市郊大工厂里发生的离婚潮，不过只是当时整个社会反映在婚恋家庭方面的一个小小缩影。“文凭热”和以往的“绿色崇拜”、“英雄崇拜”一样，只不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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