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在北京的年轻人在1989年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并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好运,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两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过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的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待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五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西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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