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舞蹈（1979年2月15日）_巴瑞·迪弗洛里奥

    巴瑞·迪弗洛里奥

    伊朗刮起了狗屎风暴。好吧，一月份就刮起来了，但掉下来的狗屎这会儿才砸到我们。全世界都刮起了狗屎风暴。混乱和失序，失序和混乱，我翻来覆去说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似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俄摩拉和索多玛。家人的照片都放进我的口袋，而不是公文包，从公文包里取出来，还有我应该交给莎拉粉碎的那个文件夹，要不要先拍几张照片呢？耶稣基督，我觉得我也染上了尼克松的热病。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跟别人说间谍生涯一点也不像他妈的007，但我多么想念确实就是的那些时刻啊。我真正想做的是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脱掉鞋袜，猜测哪儿的狗屎会先飞上天。与此同时，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狗屎把南斯拉夫搞得一塌糊涂。北约的小子还什么都不知道。他是中情局的头目，却什么都不知道。

    林登·沃尔夫斯布里克。看见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肯定有一对父母花了很长时间琢磨沃尔夫斯布里克前面能放什么。说真的，听着很像纳粹狂热崇拜者的名字。沃尔夫斯布里克是美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别问我他是怎么得到这个职位的，但大使先生不知怎的撞了公司内部的一道律令。这道律令由秘密行动处发给全世界各情报站的站长，禁止所有大使接触一切重要行动的秘密情报。我的第一个念头：好极了。我想说的是，它确实符合逻辑。有些大使之所以能得到职位，完全因为总统喜欢他们，在一个好地方（比方说塞浦路斯）担任一个好职位就能给自己树立名声，继而走向参议员、州长或副总统的宝座。另外一些大使能得到职位，却是因为总统无法忍耐这个鸟人，发配去他苏联或谁也不在乎的小地方（比方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但能消遣他一下，还能除掉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野心勃勃踏上权力征途的白痴可绝对不能被放进决策圈，别的不说，光是找麻烦就够让人头疼了。而这位沃尔夫斯布里克正在和塔尼上将通电话，这个惹是生非的家伙气得发疯，因为禁止他接触情报违反了十七年前颁布但仍在生效的什么总统令。

    于是沃尔夫斯布里克通知上将，在律令撤销前，中情局在南斯拉夫不得进行任何活动，他非常认真，绝对不是开玩笑。他说禁止中情局的任何人来办公室或做任何事情，无论是贝尔格莱德还是南斯拉夫境内的其他地方。大使先生大发雷霆。更糟糕的是他咒骂局长做了某些事情，而局长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听说上将气得把热水泡柠檬洒了一裤子。电话打到世界各处，调查谁知道这道律令和下达者究竟是谁。当然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只是说，当时公司正在布什先生和塔尼上将的交接过程中，我遵守我得到的所有命令。来自谁的命令？不是秘密行动处，各位先生，假如你们问的是这个。我不制定政策，我只确保政策的执行。有意思的是这话刚出口，我就知道我恐怕永远也没法占据拐角办公室了，我老婆恐怕会比我更加生气。

    可是上帝啊，1979年的牙买加多么令人愉快，只有这里不会下起狗屎雨。好吧，今天不会下。下周我们就要飞往阿根廷了，克莱尔这几年来第一次心情愉快。我们要学西班牙语吗？我的小儿子说，这时我才想到我们有三年多没去过西语国家了。克莱尔这个月用西班牙语打了许多电话，看起来她正在通知她的所有碎嘴姐妹，雄鹰即将降落。真是有意思，某人没完没了唠叨她有多么讨厌这个国家，多么想回佛蒙特，却一次也没提过佛蒙特这三个字。不知道我的继任者要不要这个镇纸。管他的，反正我不要……还是要呢？今天我总是心不在焉。妈的，我到底在想什么？沃尔夫斯布里克。南斯拉夫。上将气得险些中风。我是说，妈的，公司事实上违反了法律。

    转笔刀可以给我儿子用。操蛋的办公室不会在意区区一个转笔刀，就算在意又他妈的怎么样？牙买加反正没人做记录。我待过的最垃圾的操蛋地方……好吧，不是真的，厄瓜多尔还要糟糕得多。我的火气无疑越来越大，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们要回该死的阿根廷了。我不讨厌阿根廷，坐在室外吃着美食欣赏性感的阿根廷女郎当然很不赖。只是这个国家，妈的，我可不想变成爱上这个国家的第一万个白种男人。我不会爱上它。就算我爱上了它，至少也应该去珍宝海滩，和其他废物嬉皮士坐在一起吸大麻。

    牙买加，一个宁静的夜晚，全世界现在只有这儿还算宁静。因为伊朗，他妈的好老天，想到有段时间我们正在往那个方向走。还有操蛋的“噢，该杀”傻笑总统。路易斯说他带着他的红脖子屁股入主白宫后不久，他就给公司开了个新屁眼，说我们是国家耻辱，他给我们下的命令比福特多，就快赶上尼克松了。当然了，他不会这么看问题。他的毛病叫永久性的良心发作。这家伙想救国外的一些黑人，他妈的天晓得，因为他摆不平自己国内的黑鬼。咱们去破坏种族隔离制度吧，行啊，因为你们需要的只是一双红鞋，磕几下脚后跟就行了。破坏种族隔离制度，为什么？非国大接受苏联资助已经好些年了，因为你知道吗？屁话归屁话，但共产主义比我们确实有社会优越性。他想给种族隔离制度打一剂毒针，除掉罗德西亚的纳粹狂徒伊恩·史密斯。我知道罗德西亚秘密警察抓了两个为南非国安局做事的蠢货。一个人要无能到什么程度，才会被非洲秘密警察抓住啊！那些白痴抓了我们三个人，南非国安局主动交出了第四个。我的天，那些南非佬真叫一个沾沾自喜。我们就根本不该去他妈的非洲，非洲就交给该死的英国佬、该死的比利时佬和天杀的葡萄牙佬吧，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他们依然热衷于他妈的殖民主义。耶稣基督，巴瑞，要是被人听见，会以为你要投奔自由主义了。路易斯至少有一点好，那就是他会叫醒我，让我想起世界究竟是怎么运行的。或者是威廉·艾德勒。

    莎莉在琢磨上面会不会给她调职。我的秘书有点爱上我了。知道有人爱你自然不是坏事。我老婆已经开始教艾登学西班牙语。蒂莫西都不记得他会说西语了。小伙子听说我们要走，气得险些发疯。什么蠢事啊这是，他说，把叉子扔在盘子上。真是糟糕，他现在不肯碰美国食物，只想吃螃蟹、黄山药、腌猪肉和面包果。我不得不提醒小杂种记住这儿谁说了算。可怜的小家伙，他以为我不知道他那个牙买加小女友，妈的，从他对艾登说超级英雄玩具蠢得可笑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允许我补充一句，那些玩具都是他的。倒霉孩子以为他知道爱是什么。爱就是安顿下来，这才是爱的真相。他妈的安顿下来。

    路易斯·约翰逊，我1976年的老伙计，被送回了中美洲，我猜是因为美洲学校今年需要支援吧。必须持续建设这支军队，以剿灭敌对武装，无论它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不小心就冒出来的天晓得什么新主义。虽说我和他从来都彼此看不顺眼，事实上我根本没法忍受那个打老婆的人渣，但他最近经常打电话给我。说什么他只是想找个人用英语聊天。我很想说，多简单啊，你别总打得老婆屁滚尿流，不就有人陪你聊天了吗？但这么说似乎有点没礼貌。我们聊秘密行动处——他是行动处的一员，而我不是——还有究竟是谁搞砸了事情。他认为是塔尼上将，他脑子最清楚的时候也只是对公司到底如何运行有个最粗浅的了解。塔尼是个办公室官僚，我说。他只是在磨时间。再说了，他只喝热水泡柠檬，不碰威士忌甚至咖啡，谁能信任这么一个人？他还能怎么样？坐下来撒尿吗？不，老兄，真正搞砸了中情局的是尼克松。他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公司。但你不得不敬佩他的世界观有多么简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支持他的就是反对他的，妈的我到最后也没捞到机会和他面谈。

    因为那个老滑头犯了个错误。你不可能大动干戈地创造出一种他妈的监控文化，等事情败露后又全面收紧。因为你有那么多手下在监视别人，你甚至记不清究竟谁在监视谁。更糟糕的是你居然把任务交给猪湾事件的某个参与者，而大家都清楚他们有多么无能。就这么说吧，路易斯不但基本上全知道，而且根本不肯保守秘密。据说国防部长在窃听基辛格。很难相信基辛格会不知道。白宫和戴维营被窃听。基辛格本人也在窃听他的助手和各路人马，我猜其中就包括我，他想堵住泄密漏洞，但漏洞还在源源不断出现。问题是他们抓了一个我和路易斯都很熟悉的人，路易斯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在电话那头笑得直打嗝。奇普·亨特。他妈的放什么狗屁啊，迪弗洛里奥，这次的烂事比烂还要烂，简直烂到姥姥家了。我的老天啊，哥们儿，怎么可能是他？他单枪匹马地毁掉了乌拉圭啊。滑头迪克选奇普不会是因为读了他的间谍小说吧？总而言之，他写的就是那些鬼

    东西，再说事情都过去快八年了，尼克松的监视文化搞得他自己麻烦缠身。他完蛋的时候差不多把所有人都拖下了水。

    说来有趣，1976年比尔·艾德勒打电话给我，我说他要为理查德·韦尔奇死在希腊负责。说什么他泄露了公司人员的名字，威胁了他们的安全，但那些全都是屁话。他知道，我也知道，我只是必须那么说而已。狗娘养的尼克松害死了理查德·韦尔奇。他命令我们在希腊散播各种瘟疫，挑起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战争。但接下来更糟糕的是，他允许这种烂事的秘密泄露出去。没多久我们就得知理查德·韦尔奇和他可怜的老婆都死了。双双遇害。我的天哪，一位情报站站长啊。另外，胡佛刚嗝屁，狗娘养的尼克松就企图毁了联邦调查局。不过，妈的，现在是1979年，谁他妈在乎呢？

    我是在脑子里想还是说出了声？房间里没有人，这是金斯敦的一个宁静夜晚。我真的该回家了。克莱尔这一秒钟还在唠叨什么非走不可，下一秒钟就打电话给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好像他们真的是她朋友，问美国人学校有没有堕落。我在旁边苦思冥想，我在阿根廷还有什么熟人，有哪些人是我真想联系的？天哪，真希望我们能回到一个更简单的时代，我不管见谁都是为了保证总统的手不沾上血腥，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塞给他们现金，向那些手指发痒的混蛋保证我一定帮他们搞到最新款的杀人玩具。假如他们确实特别出色，甚至可以安排他们去布雷格堡度个令人愉快的小假期。

    天哪，我多么想念辛勤耕耘就一定有收获的那些日子。我在阿根廷，听拉巴斯的一名特工说我们终于逮住了格瓦拉。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起切·格瓦拉。我在想阿根廷，从1967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听克莱尔打电话的语气，你会觉得她刚刚回到了朋友们帮她留着的座位上。那就是我老婆，永远以为一切都和她离开时一个样。我觉得她那么开心，只是因为终于能离开该死的牙买加了。她说她和奈莉·玛塔吵了一架，我多嘴补充了一句“终于啊”，老兄她气得那叫一个七窍生烟。牙买加的这些叙利亚人太他妈伪善了，而且一个个都他妈那么粗俗。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他们是开商店的，但至少中国佬不是这个德行。

    ——我只是想问玛塔现金自提卖场是不是她家的产业。我是说，既然是正经生意，又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不知道为什么，她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冒犯。

    ——真是想象不出为什么。

    ——天哪，巴瑞，你就算了吧。一个人要么是开商店的，要么是势利眼，不可能两样都占。再说了，要是逼着我再告诉她一次，她戴的那种帽子只该出现在赛马看台上，我怕我会忍不住把那鬼东西从她脑袋上掀掉。

    永远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我老婆。我是账房先生，讲求效率至上。正因为这样，所以最稀奇的一帮操蛋家伙以为他们可以随便找我撒气。我的意思是说，我明白：想知道关键情报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去问巴瑞·迪弗洛里奥。还有一点似乎是我老婆不知道的，那就是阿根廷依然处于一场狗屎风暴的正中央。

    埃及人喜欢扒掉煽动者的裤子，把他们四肢着地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浇上一身母狗尿，放出一群发情的公狗，公狗会误以为他们是母狗，操那些倒霉蛋的屁眼。但现在这位伊朗国王就更恶毒了。二月刚过四天，狗屎就浇在了电风扇上。罗杰·塞洛克斯打电话给我。比尔·艾德勒作为特工顶多只是平庸，但罗杰是真正的狠角色，很可能是美国特工里最优秀的一位。我在华盛顿认识一个人，他认识罗杰和我，问我想不想看罗杰的伊朗报告书。塞洛克斯说的内容与公司告诉卡特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他就在现场，说情况很像1959年的古巴，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事情和宗教的关系很大。

    我能理解卡特和其他人为什么会看不懂这样的报告。宗教？革命属于自由主义者、嬉皮士、共产党和巴德尔-迈因霍夫之流，而伊朗背后的推动力是宗教？少胡扯了，现在是一九他妈的七九年。沙特和伊朗的年轻人有一半生活在巴黎，穿紧身牛仔裤，操屁眼的次数比一般美国基佬还要多，宗教怎么可能重新兴起？然后，罗杰·塞洛克斯被绑架了。

    他们严刑拷打他，指控他是中情局特工，组织所谓的法庭，宣判他死刑，前前后后还不到一个月。感谢上帝或安拉，罗杰熟读《古兰经》。我终于和他通上电话的时候，他说，巴瑞，我要求见那个该死的毛拉。那个混球最后总算露面了，因为他想享受他的胜利，我说，老兄，你去看《古兰经》，但你不管翻多少遍，经书里都没有任何地方准许这种行为。假如你非要这么做，那就违背了你们的神和先知的旨意。于是他们放了我。虽说他死里逃生，但两天前的事情依然让华盛顿吃了他妈的一惊。你就不得不琢磨了：一件事怎么可能既让人吃惊又无可避免呢？

    我不认为我老婆读过任何有关阿根廷现状的资料。目前就这样也好，再说我很确定事情还没有怎么影响到她的那些朋友。她会想念这幢房子吗？她在装饰上下了许多心血，不过她这个人一向如此。哪怕只是在旅馆里住一两天，她也必须重新摆设一番，把房间变成她的房间。我努力思考我会想念什么，烟熏鸡除外。他妈的搞什么，巴瑞·迪弗洛里奥，三年时间，你居然还像是坐着“爱之船”来转了一圈的游客。也许我该告诉我老婆。她请来共进晚餐的两位诗人，在1977年之后就再也没了音讯。还有那位舞蹈家，还有她觉得特别迷人的共产党员白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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