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制于人。
阳安曾经是四川的农经作物主产地、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输出大县,改革开放后,一度什么也不是了。好的企业跑了,大的企业跨了,新的企业还没有起来;棉花不种了,生猪品种落后了、产量也下降了。领导们天天高喊:环境兴市、工业强市;扭住特色产品,构建支柱产业,实现三大赶超。大会小会不停地开,内容不外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添措施、狠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等等,已经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讲话材料完全可以制成模板文件,只消换题目和部分内容,任何一个会议都用得上。有一位讲话时经常念错别字的领导,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会,到了第二个会场,私下里问问前面哪些领导讲了话,然后在他上台的开场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面领导的讲话重点大致不差地重复一遍。会议甚至其它具体工作,大而不当、空而不实,常常流于形式。然而,振兴一方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号和多开几场会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口号喊了会开了,经济则依然停止不前。不过,改革开放后的阳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出产干部。市委书记和市长走马灯似地换,屁股还没有坐热,又换了。叶明到报社三年多,阳安就换过两个市委书记和三个市长。据说,阳安不少局行领导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领导来决定。阳安的干部不好当,当阳安的干部也不容易。干部换得勤,从阳安走出来的干部自然就多;这一来,“干部”可能算得上阳安真正的特色产品了。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和这个地方的领导能力和操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这个原因,加之阳安的领导难当,每换一届领导,就会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体现领导的政绩和水平。什么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绿化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工业园区、音乐广场等等,名目繁多,不亦乐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动土,由于领导换得勤,好长一段时间,城区的地下挖得稀烂,感觉这个城市永远都处于废墟中一般。有一条曾经是装点脸面的街道,中间一会儿建个花台,一会儿又撒了换成护栏,不久又换成花台,往返数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说得非常形象:“每换一帮领导,就朝着地下挖,好像这地下真的有啥子宝贝……”这可能是阳安城的又一特点了。
有了这些特点,留不住一张报纸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当然,话也要说回来,说到底也就是一张报纸,没有它人们照样一日三餐、照样呼吸空气、照样工作、照样打牌下棋、照样吃喝玩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阳安报》创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间因为经费原因几经停刊,最近的一次复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历史所封存。一张报纸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阳安的历史和变迁。
一种新的生活即将结束,在一个时期,报社的人常常议论报社的命运,而且说着说着,没了边际,也不免怨声载道。此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也表达了一种小人物的无奈和不满。
人员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报社的多数人是招聘的合同工,这部分人自谋生路。正式员工,由宣传部统筹安排。最后,肖部长诚恳地说:“不论正式工还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给予帮助……”
叶明当然明白,这不过是领导的客套话而已。最后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开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开心白不开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