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水北岸,便是竹林关和龙驹寨,再往北走一点,便是商州城了。这一带,是从西安到南阳和襄阳的必经之处,交通颇为便捷,十分便于官军的进剿。
商州和郧阳,又都是较为贫瘠的山区,人口较少,发展的潜力十分有限。而且像闯军这样的部队,虽然在组织性上丝毫不弱于任何官军了。可由于甲仗器械上的巨大差距,闯军还是很难同官军进行正面的对垒较量。
只有利用广阔的空间,不断进行机动和迂回,调动官军的兵力。取得战斗位置和局部兵力上的优势,这样才能够战而胜之。
像这次军岭川之战,闯营便是利用刘宗敏和李过所部分官军之势。而后李自成率部迅速与田见秀、袁宗第会师,急行军突袭官军的侧后翼。这才取得了重大胜利。
李来亨知道,后世历史有非常多人,在不了解明末农民军战争史的情况下,便断然指责李自成等等农民军首领,不懂得像朱元璋一样“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发展一块稳定的根据地,从容夺取天下。
然而,农民军难道真的没有尝试过建设根据地吗?
其实早在崇祯五年,陕北义军中的郝临庵、可天飞两部,便占据了“山高沟深、形势险要”的铁角城。在当地“分地耕牧”、“为持久计”。
可是本来硬实力就不如官军的起义军,在主动放弃机动作战的方式后,便会沦为以一城抗衡天下的局面。小小的铁角城如何与坐拥全天下的大明朝廷抗衡?结果自困于铁角城的郝临庵、可天飞,便遭到洪承畴的围剿,终于覆灭了。
朱元璋为什么可以做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那是因为蒙元朝廷的统治远不如大明朝廷严密,元朝国家机器的力量,也远远不能同明朝相比。不仅如此,本来统治就很松散而脆弱的蒙元朝廷,还陷入了连续不断的内战之中。
再加上刘福通、韩林儿的红巾军龙凤政权,在北方攻城掠地。占领了像开封、太原、济南、上都、辽阳这样的名城大郡,甚至于攻入朝鲜,牵制了蒙元朝廷绝大部分的力量。
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群雄,才能在南方从容发展根据地。这些元末群雄中,除了张士诚在高邮城抵抗过元朝宰相脱脱的大军外,几乎没有人在发展阶段,同元军主力兵团战斗过。
朱元璋的对手首先是张士诚和陈友谅,其次是像王保保这样自带干粮的团练武装,最后才是元朝朝廷。
而明末农民军,从始至终,都要和统治严密的明朝官军,做殊死战斗。他们在前中期,根本不可能拥有朱元璋那样的环境,去安逸、从容地发展根据地。
即使有满洲人数次入寇,牵制了明朝的军事力量。牵制程度,也远远不能和三路北伐、攻破无数名城大郡的红巾军相比。
何况明朝的统治能力,相比元朝,实在强大太多了。得国至正的二百余年大明朝,岂是胡人国运不过百年的蒙元可比?
在这种情况下,闯军怎么可能在龙驹寨站得住脚?现在的实际情况,便和洪武帝当年取天下时相反,不是先占据一地、慢慢发展,再向外扩张,渐次击败敌人。而必须先利用广阔的空间,不断进行机动和迂回,歼灭官军大量有生力量后,才能图谋占据一地、建设根据地。
就像主席曾经分析过的那样,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首要的条件,是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并充满矛盾,军阀之间相互独立且斗争。
这种条件,在元末存在,在李来亨所处的这个时代却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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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军岭川之战后,闯军为什么主动弃守龙驹寨?》
刘远邪
《诸夏的自由》一书,出版发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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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人在国外,刚下飞机。
顺祖本为党项军事贵族,有顺一朝,实为党项贵族集团之治世。宋明以后,诸夏成为武德洼地,顺祖将西北党项之武德,注入中夏,于近世华夏,实有再造之功。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
海外新兴之“新顺史”研究者,考察内亚蒙文、满文档案,考证顺祖实为党项之裔,顺朝实为一内亚帝国。“新顺史”研究的主张,就是转换顺史研究的中原视角,从内亚角度出发,把顺朝作为一个党项族的内亚帝国来处理。
唯有从此角度出发,才能理解顺祖弃守龙驹寨的原因。这实为党项族游牧军事传统的遗泽,顺祖以最忠诚、淳朴、善战的党项兵为骨干,征服诸夏,重振费拉之汉民族的武德传统,这才造就了煊赫数百年的顺帝国。
评论区:
远古邪恶万岁:文章太有见地了,原来顺朝也是胡人建立的,难怪这么厉害。
吴楚剑客:作者恨国思想入脑,千方百计编造一些黑屁谣言,抹黑顺朝和顺太祖,毫无逻辑可言。闯军弃守龙驹寨,和什么“内亚帝国”有一毛钱关系吗?
匿名用户:知乎小管家,知乎就放任这种造谣传谣的货色到处传播?
赤坂凌太郎:听说作者已经移民了?按作者给中国所有朝代按头“内亚帝国”的做法,大概中国无一人不是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