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部卷六百六十八

应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试文章等。　　右，臣等奉中书门下牒，称奉进旨，令臣等重考定闻奏者。臣等窃有所见，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考官，唯遣尚书、侍郎二人考试。吏部事至繁剧，考送固难精详，所送文书，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韩皋累朝旧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责。臣等又以朝廷所设科目，虽限文字，其间收采，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数且非广，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体不宏。以臣所见，兼请不考，已得者不妨侥幸，不得者所？无多，贵收人材，务存大体。伏乞以臣等此状宣付宰臣，重赐裁量。伏听进旨。　　举人自代状　　中书省朝议郎权知尚书兵部郎中骑都尉杨嗣复。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文武常参官上后三日举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辩敏之学，有体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学可以待顾问，名实相副，辈流所推。选备侍臣，参知制命，酌其宜称，诚合在先。臣既谙详，辄举自代。谨具闻荐，伏听敕旨。　　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伏计烦黩圣听之外，必以为或亲或故，同为党庇。臣今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隐情责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圣鉴试详臣言。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试重考，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庆幸？况臣等才识浅劣，谬蒙选充考官，自受命以来，夙夜惶惧，实忧愚昧，不副天心，敢不尽力竭诚，苦考得失，其间瑕病，纤毫不容，犹期再三，知臣恳尽。然臣等别有愚见，上裨圣聪，反覆思量，辄敢密奏。伏惟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给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达之命，明示瑕病，以表无私，特全身名，以存大体，如此则进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于有司，敢不惩革？臣等皆蒙宠擢，又忝职司，实愿裨补圣明，敢不罄竭肝胆？谨具奏闻，伏待圣裁，谨奏。　　让绢状　　恩赐田布与臣人事绢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进旨，敬命荷恩，遂与臣前件绢，臣不敢受，寻以奏陈，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当时进状陈谢讫。感戴圣恩，昨日不敢不谢，酌量事宜，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贫，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谕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诸家。何者？未报父仇，未雪国耻，凡人有物，犹合助之，况取其材，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节度制中诫云：“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受，则是有违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节将之臣，发军讨叛，大费虽资于公给，小用亦藉其家财。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报仇，捐躯杀贼，伏料宣谕慰问，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须得物，臣恐镇州贼徒未殄，田布财产已空。欲救将来，乞从臣始。此则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圣渥倍深，责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伏愿天鉴照临，知臣不是饰让。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尘黩尊严，心实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绢臣寻已却还田布，伏乞圣慈许臣不敢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圣恩。谨录奏闻，伏待圣旨。　　论左降独孤朗等状　　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可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可沣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可郢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伏以两省史馆，皆是近署，聚饮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贬官，即恐太重。况独孤朗与李景俭等皆是僚友，旦夕往来，一饭一饮，盖是常事。景俭饮散之后，忽然醉发，自犹不觉，何况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见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宾，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そ，以为不可。自陛下临御，及此二年，圣慈宽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诏或下，众情不免惊忧；兼恐朝廷官寮，从此不敢聚会；四方诸远，不知事由，奔走流传，事体非便。伏惟宸鉴，更赐裁量，免至贬官，各令罚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惩。臣不揆蠢愚，辄敢尘黩，岂不惧罪，岂不惜身，但缘进不因人，出于圣念，自忠州刺史累迁中书舍人，已涉二年，一无裨补，夙夜惭惕，实不自安，前后制敕之间，若非甚不可者，恐烦圣听，多不备论，今者所见，若又不奏，是图省事，有负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详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　　论行营状（应缘镇州行营利害事宜谨具如后）　　一请专委李光颜东面讨逐委裴度四面临境招谕事。　　右，臣等伏见自幽镇有事以来，诏太原、魏博、泽潞、易定、沧州等五道节度各领全军，又征诸道兵马，计士八十万，四面围绕，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岂不以兵数太多，反难为用；节将太众，则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以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今李光颜既除陈许节度，尽领本军，伏请抽诸道劲兵，通前约与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四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镇州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自生变改。况光颜久谙战阵，素有威名，裴度为人，忠勇果决，加以明悬赏罚，使其忧责在身，事势驱之，自须死战，若比向前模样，用命百倍相悬。破贼责功，无出于此。况太原兴王之地，天下劲兵，今既得人，足当一面。以此计度，无如二人。　　一请抽拣魏博、泽潞、易定、沧州四道兵马分付光颜事。　　右，伏请诏光颜于前件四道拣选马步精锐者。每军各取三四千人，并令光颜专统，一则藉其兵力，讨袭镇州，二乃每军抽人，不为不用，其馀放去，理亦无妨，况令守疆，亦足展效。或闻泽潞、魏博兵马，同讨淮西之时，素谙光颜勤┰将士，必乐为用，可望成功。今光颜得到下博后，即陈许先有八千人，昨又发三千人，光颜又领凤翔马军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郑滑、河阳等军，悉皆劲锐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马，约有三四万人，尽付光颜，足以成事。其襄阳、陕府、东都、汝州等道兵马，仍委光颜拣择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还。岂惟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阵。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都监一人。诸道兵马监军，伏请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　　一请勒魏博等四道兵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宏正遇害，令报父仇，望其感激众心，先立功效。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闻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七八万贯，今天下百计求取，不足充其数月衣粮。若且依前，将何供给？则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给衣粮。省费之间，利害明矣。其泽潞、易定等，虽经接战，胜负略均。且昭义全军，收临城一县不得，则其兵力，亦可知矣。沧州新经败挫，叔良又乏将谋，势不支任，必无可望。今请魏博等四道，各归本界，严守封疆，如此则不独减无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费。就中魏博，尤要退军，虚费赀粮，最可痛惜者也。　　一请省行营粮料事。　　右，伏以行营最切者，并不以国用将竭，军费不充，更至春夏已来，实恐计无所出。今若两道更留六万，其馀退食本道衣粮，即每月所费仅减其半，一月之用可给两月。唯供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责其死战，敢不尽心？臣以为当今至切，无过于此。　　一请因朱克融授节后速讨王庭凑事。　　右，克融、庭凑同恶相济，物情事理断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节钺，纵终助援，必恐迟疑。当逗遛克融之时，是经营庭凑之日，迟则心固，久则计成，三数月间，须有次第，延引入夏，转难用兵，今正是时，时不可失。以臣等所见，谨具如前。状以行营今日事宜，真可谓急危极矣！其间变故，远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迟晚，若犹可及，无出于此。何者？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览臣此状，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谙兵事，纵知诚恳，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战机宜，非臣所习，而军国利害，虽愚亦知。况察群情，兼听众议，与臣此奏，所见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轻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营事势，奏报不真，皆云贼徒计日合破，又陛下以制？既久，难于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绩，至今既无次第，安得不务改图？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犹未晚。”若因循且过，即救疗转难。臣又切有过忧，敢不尽吐肝肺？实恐军用不济，更须百计诛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极。今天下诸色钱内，每贯已抽减三百，茶盐估价，有司并已增加，水陆关津，四方多请率税，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そ。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不以重难改移，忽于大计也。臣等又忧深州久围，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粮道未通，下博诸军，政于穷地，光颜兵少，欲入无由，外即救援不来，内即饣侯粮罄竭，各求生路，谁向死门，无可奈何，忽然奔散，即圣心虽悔，其可及乎？其鉴不遥，在贞元中，韩全义五楼之败是也。伏望陛下详臣此状，思臣此言，若以为然，速赐裁断。臣等受恩日久，忧国情深，志在恳切，言无方便。伏望圣鉴，俯察愚衷。无任感激悃款之至，谨同诣延英门进状以闻，伏听敕旨。谨奏。　　论姚文秀打杀妻状　　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于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又何以名为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又，按律疏云：“不因争斗，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争斗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是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籍，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后，以物殴杀了，则曰“我因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又如此可乎？设使因争，理犹不可，况阿王已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又大理寺所引刘士信及骆全儒等殴杀人事，承前寺断不为故杀，恐与姚文秀事，其间情状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误断，便将作例，未足为凭。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者从今得计。谨同参酌，件录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