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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亨的赖皮劲儿上来了,把着车门说:“你都没问人家去哪,怎么就上车?想回学校?我开车送你啊!”
廖蓼突然爆发了:“我最后送你两个字,你去死!”
左亨笑嘻嘻地说:“你这是三个字啊!”
廖蓼用力掰开左亨的胳膊,坐到车上说:“我买二送一!你他妈有多远,就给老娘死多远。”
司机师傅看着气质出众的廖蓼,嘴里接连爆出粗口,人已经呆住了。
边学道跟司机说:“开车吧,这个人我认识。”
这时左亨才注意到坐在后面的边学道。
他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松开把着车门的手,眼看着廖蓼关上车门,出租车一溜烟开出视线。
回到车上,左亨郁闷得砸了几下方向盘。
他恨自己为什么看见姓边的就害怕,他更恨廖蓼怎么随手一招,就跟姓边的上了同一辆车。
一直坐在左亨车里副驾驶位的闵传政见左亨这么失控,放下手里的游戏机,笑着问他:“你跟廖蓼从小打到大,今天怎么气成这样?”
左亨喘了几口粗气,说:“我看见上次打我的人了。”
闵传政问:“你们学校那个?”
左亨点头。
闵传政问:“过后你没找他?”
左亨有点气馁地说:“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他我就怵。”
闵传政笑了:“这还是大院小霸王左亨吗?我去你们学校住几天,你领我见见这个人。”
车流如织。
上车后,廖蓼没跟边学道说一句话,只是看着车外的景物。
过了一会儿,廖蓼闻到了边学道手里蛋挞的香味,转身冲后座的边学道伸手,理直气壮地说:“我饿了,给我一盒。”
边学道没给廖蓼蛋挞,而是带她去了街边一家饭店。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廖蓼把自己的钱包丢给边学道,告诉他:“我没钱,得你请。”
边学道没客气,打开钱包看,结果里面只有一张50的,三张1元的。
边学道说:“简单吃点,够了。”
廖蓼说:“那是我两周的生活费。”
边学道作势要起身,说:“那咱走吧。”
廖蓼坐在那不动,说:“你给我一盒蛋挞我就走。”
边学道说:“不是给你买的。”
廖蓼不理边学道,抬头招呼:“服务员,菜单!”
这家饭店的规矩是先交钱,后上菜。
服务员看着两人,边学道看着廖蓼,廖蓼看着窗外。
没办法,还是边学道交的钱。
看廖蓼吃得差不多了,边学道问她:“廖小姐,你是富婆,半个学校都知道,能不能尊重一下请你吃饭人的智商?”
听边学道这么说,廖蓼一口喝光杯里的果汁,说:“我爸的企业出事停产了,可能要倒闭,我的好日子没了。”
话题很悲伤,但廖蓼的脸上看不到多少难过的情绪,所以边学道根本不信。
于是边学道再问,廖蓼还是这番说辞。
边学道问:“你家里办什么企业?”
廖蓼说:“大豆压榨企业。”
大豆?
压榨?
现在是2004年……
边学道有点相信廖蓼的话了。
因为他想起有名的“2004年大豆危机。”
松江市所在的北江省是中国大豆主产区。2010年左右,本地媒体几次深度解读“大豆危机”和“粮食战争”,松江日报也曾投入人力和版面研讨这一话题。
作为报社审读,边学道一字不落看过所有报道。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涨幅近一倍,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
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中国企业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位。
但随后,2004年4月,美国农业部又调高产量数据,国际基金紧跟反手做空,大豆价格突然直线下降,跌幅近50%。
于是,巨大的价格落差一下子将众多中国压榨企业逼向绝境,中国油厂每1吨进口大豆亏损达500至600元。
美国人利用期货狠狠玩了中国企业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