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我是在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争取下才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了“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她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出晚归,全日制。这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弟弟妹妹撇在家里,我总会于心不忍,于是便常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是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我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她。永远都难忘。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我喜爱我的老师,也不仅是因为她给了我唯一的树立自信心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那一天,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回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老师。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才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随着被剪掉剃平。
但是,我并未生她的气。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成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尽管套在我身上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微微摇头,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你们班去了!”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呵斥他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谁再敢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一定是她脱口而出的,绝没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呵斥道:“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对语文老师的不满。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无法知道。我没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在我们教室门上贴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的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洽。这一点我知道,我们班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中,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尽力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无异于扭曲一个小学生的心理,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努力学习,成绩渐渐好起来。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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