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天,宋铮与礼部官员一起,同唐正肃、薛启孟展开会谈。不出宋铮所料,其他事情都很顺利,惟有榷场的事儿,让唐正肃感到十分为难。
这事儿说起来挺操蛋的。当初宋铮到蜀国去的时候,为了拉拢住蜀国不要支持西夏,大齐开了一系列条件,包括双方设立榷场,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榷场的位置。也许在大齐看来,蜀国与西夏、大金一样,都属于“番邦”,榷场的位置相当然地要设在对方国家。
其实椎场设在哪里,没有什么讲究。历史上,宋朝在自己境内设有榷场,而辽、西夏也曾在自己的边境设榷场。但到了大齐这里,由于与周边国家严重对立,所以对周边国家的封锁也很严密,边境驻军众多,并设立严格的出口关卡,几乎贸易都由官府包办。
这样做自然使得临国之间的民间贸易杜绝。实际上,这种杜绝很不彻底,巨大的利润诱惑,使得许多边军参与到走私中。在逄桧裁汰冗军前,军中经费不足,士兵经常发半饷,欠饷的也很常见,由此导致军中高层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鼓励或者操纵走私,以弥补军费的不足。
前朝大宋孱弱,很多榷场的开办往往是战争媾和的结果。到了大齐这里,对外十分强硬,仿佛谁要提议开办榷场,谁就是卖国一般。士风如此,有时连黄元度、逄桧这样的巨擘也不敢逆势而行。
其实,在宋铮看来,那些主张闭锁的大齐官员纯粹是傻帽。姑且不说加强两国贸易于民有利,但从经济利益上来讲,开办榷场对物产丰富的大齐来说绝对有利。巨大的贸易顺差,会让临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大齐。
后世列强打开中国时,从南京条约到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每一次不平等条约伴随的,都是开放沿海、沿长江的通商口岸。为何列强要逼着中国做买卖?自然是方便它们倾销商品,掠走中国的大量白银。
回头再说大齐,多开办几个榷场,也利于大齐的东西向外倾销。作为活了两辈子的人,宋铮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在考状元时提到“货币战争”之类的。
对于这一点,黄元度很清楚,但他也不能公然地按照宋铮所说行事。事实上,宋铮能考中状元,纯属幸运。若不是当时的环境特殊,换个时期,宋铮连前十名也进不去。
大齐风气如此,宋铮也难以奈何,只好暗地里对唐正肃和薛启孟报以歉意。唐、薛二人虽然很理解宋铮,但在国事上也由不得二人胡乱作主,毕竟,国与国之间往往是争一个脸面。
商谈了两天,这件事儿终于有了结果。大齐和西蜀两国都不开办榷场,但允许汇通商贸行代理齐蜀之间的贸易:在蜀国奉节设立汇通商贸行分号,所有出口到蜀国的货物,都由汇通商贸行运到蜀国,而蜀国出口大齐的货物,也由汇通商贸行采买回来,再秭归的汇通商贸行分号朝廷分销。
这事儿更加不可思议。汇通商贸行有在大齐境内开办分号的权利,而蜀国郎正淳那边也愿意和汇通商贸行合作,于是便形成了这么一个怪胎。
本来是官府,具体的来说是户部专营的东西,变成了汇通商贸行专营,说起来是挖朝廷的墙角,但商贸行有皇帝的股份,谁又敢说商贸行卖国呢?难不成是皇帝把自己的天下卖给蜀国?
六月初三,礼部将双方会谈的结果上奏逄瑛,逄瑛很快转给太后黄娇。黄娇对其中一些措辞不满,又发回礼部,宋铮不得不再次与唐正肃商谈。
如是三次,直到六月中旬,才把最终文本定下来。经逄瑛与黄娇同时用印后,形成国书,两国的邦交大事算是有了结果。
期间,最牵扯宋铮精力的,不是国书的措辞,而是另外一件事:逄通一书要求尽暂蒋魁家眷。
事情回到六月初五那天上午,正逢大朝。前面一个多时辰,还算平稳,临到下朝时,国公逄通突然站出来上书:
“……蒋魁者,逆贼也。其以原皇城司副都统之位叛逃蜀地,其罪即当以族诛。且传言,十年前蜀关兵败,情报泄密者即为蒋魁。若此事为真,则蒋魁百死莫赎也。然近日臣闻,蒋家罪眷已经由蜀返齐,故请圣上严查此事,给数万蜀关忠骨一个交待……”
逄通上书时,宋铮因为蜀使之事,也在太极殿。逄通一上书,立即在殿内引起轩然大波,同样把宋铮吓了一跳,不禁偷偷打量逄瑛。这件事宋铮前番在西斋与逄瑛密谈时,已经禀报过了,逄瑛倒是答应不累及蒋魁家眷。但逄通公然上书,立即把宋铮和逄瑛...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