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是蒋介石最为痛心的时候，因为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苏联等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蒋家王朝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垮台了！

    然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又是蒋介石最后战胜代“总统”李宗仁，由幕后走到台前并梦想在大西南建立最后防线、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大陆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因此，他偕长子蒋经国不惜余力奔波于台北、厦门、广州一线，希冀中国的政局会朝着有利于蒋氏的方向发展。可以想见，他们父子坐在“联华号”战舰上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

    十月一日的深夜，大海涛声依旧。蒋介石木然地站在“联华号”战舰的甲板上，痴然地望着大海的夜色，似想透过这沉沉的夜幕看到希望的亮光！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依然是一任风吹浪打，黯然神伤。有顷，蒋经国悄然走到蒋介石的身旁，把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父亲的身上。蒋经国的确是成熟了，他清楚与其让父亲独自黯然消愁，不如他把父亲最不高兴的事情说出来，父子之间哪怕是进行一场有关国情大势的议论更好些。为此，他有意地说道：“父亲，毛泽东在北平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蒋介石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他们宣布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了。”

    蒋介石还是没有答话，继续微微地点了点头。

    “父亲，从毛泽东宣布的所谓政府成员名单看，有近一半的是国民党的叛徒。”

    “在我所料之中，不去说这些了。”蒋介石终于开口了。

    根据蒋经国这大半年来的经验，他知道心烦的蒋介石只要开了口，接下来的就是他听其训导。因此，他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立正站着说了声“是！”

    蒋介石沉吟了相当长的时间，声调低沉地问道：“经儿，接下来，毛泽东会走哪几步棋呢？”

    这也是蒋经国最近经常思索的问题。所以，他当即答说：“一、忙于所谓的组阁；二、和我们争夺东南和中南数省；三、部署和我们在西南数省的决战。”

    蒋介石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以训导的口吻问道：“经儿，在毛泽东即将走出的这三步棋中，我们该动哪个棋子呢？”

    “我认为，毛泽东正在下的组阁这步棋，我们没有制约他的招数；和我们在西南数省决战虽然是决定全局胜负的大棋，但那是在下完福建、两广这手残棋之后的事。我想，这也就是父亲匆忙由山城飞回台湾，又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台北、厦门、广州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经国这番议论是说出了蒋介石心里想的、但没有说出来所谓败军之帅的构想。因此，蒋介石猝然转过身来，十分满意地说：“俗话说得好，家贫出孝子，国难出英雄，就在为父败走麦城的一年之中，经儿变得成熟了。”

    “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蒋经国知道现在可以较为平等地与蒋介石讨论天下大势了，遂问道，“父亲，您此行广州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尽量说服白崇禧撤守衡阳、宝庆一线，把桂系主力调往川湘、川黔交界，成为我们固守大西南的屏障。”

    “此招棋恐怕走不通。从历史上看，桂系失败的归宿都是退守他们的发祥地广西。”

    “这是一招死棋！”蒋介石恶狠狠地说罢停了相当长的时间又说道，“李宗仁、白崇禧一定要这样走，那我只有借毛泽东之手，把桂系消灭在衡宝一线或广西了。”

    “两败俱伤，自然也就达到削弱共军的目的了。”蒋经国沉吟片时，又问道，“父亲，这次广州之行，是否请李宗仁让位、下台呢？”

    “借用一句戏词说：山人自有安排。”

    就其常理而言，面对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势，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权势之争，即使不能握手言和，终也可以就此一笔勾销了。相反，他们之间的暗斗竟朝着明争方面转化了。就说蒋介石对待李宗仁的态度吧，也开始处处设防了！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不久，李宗仁一是因为不知蒋介石此行的政治目的，再是因为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真是到了坐卧不宁的地步了！侍立一旁的程思远看着焦躁踱步、长吁短叹的李宗仁，有些不安地问道：“德公，您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难道你也如此不理解我吗？”李宗仁说罢又叹了口气，分外沉重地说道，“毛泽东已经把北平改为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程思远对李宗仁一错再错的做法很是有意见。时下，他听了李宗仁的这番话，不无调侃地说道：“德公不愧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在说，老蒋父子自山城返回花城以后这段时间里，他们既没有自我谴责之意，也没想过未来的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天天在做一篇文章：如何取德公而代之。”

    “这不可能！”李宗仁相当自信地说，“总统是人民选举的，只要我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事到如今，有谁还会相信德公这番话呢？”

    “起码健生是这样看的。”

    “我看健公未必会站在德公一边。”

    恰在这时，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打来了电话，答应帮着联系蒋氏父子，出席李宗仁的洗尘宴席。对此，程思远很是不理解。李宗仁当即讲：“朱家骅副院长为了缓和我与老蒋的关系，希望我姿态高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思远，你是中央常委，今晚可得与宴作陪哟！”

    “这种饭我是不吃的！”程思远断然地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他停了片时，又严肃地说道，“我只想提醒德公，遇事冷静，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蒋介石生性多疑，自从西安事变被扣之后，他对自己的安全格外重视，他的起居饮食都有专人负责。因此，他对李宗仁为之设宴洗尘存有不小的疑虑。据说他对蒋经国曾发出这样的提问：“经儿，广州陷落在即，李德邻为什么还要专门为我设宴接风呢？”

    在蒋经国看来，李宗仁此举无外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其二，别有他图。说到后者，蒋经国以将信将疑的口气说道：“父亲，李德邻会不会把宴会变成当今的鸿门宴，在广州演出一幕新西安事变来呢？”

    此话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他蹙着眉头想了想，微微地点了点头。

    “另外，李德邻为了向毛泽东邀功请赏，会不会在酒菜中下毒呢？”

    蒋介石听后笑了，他一边摇头一边操着藐视的口气说道：“李德邻既不是当今的张汉卿，也没有古代荆轲的胆量，他演不出搏浪一击的戏剧来！”

    “父亲，”蒋经国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您不是常对我说‘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老话嘛，在此国难之际，万万不可大意啊！”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虽然对蒋介石满怀怨尤，但今晚设宴款待蒋介石却是真心诚意的。当蒋介石入座之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伸出右手端起面前溢荡着美酒的高脚酒杯，有些怆然地发表祝酒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杯中的美酒。今晚为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明志，共赴国难，干杯！”

    李宗仁此举是学着古人歃血为盟的样子，弥合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不领情，反而端起酒杯，十分冷漠地说：“随着福建漳厦会战、湘南衡宝会战的结束，东南厦门、中南广州等地，不日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为此，我希望我们的李代‘总统’德邻兄，尽快把设在广州的首都迁往重庆。”

    “蒋公，”李宗仁听后震惊不已，“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重地吗？”

    “连白健生都认为衡宝战役一经结束，两广实难确保，难道德公还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蒋公是如何获悉这一消息的？”

    “这是白健生亲口对我说的。不信，你可以去电问健生嘛！”

    “原来……”

    “另外，白健生决定出任国防部部长了。”

    “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还不知道呢？”

    “健生对我说：蒋公就宣布吧，德公不会不同意的。”

    至此，李宗仁完全明白了：和他同舟共济几十年的老搭档白崇禧最终抛弃了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再嫁的寡妇”。他迭声说罢“我懂了，我全都懂了”之后，为使自己尽快平静下来，有意地问道：“蒋公，经国怎么没来啊？”

    “不要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蒋经国做什么去了呢？多年之后，李宗仁撰文披露了实情：“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厨监。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多年之后，李宗仁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地慨然道：“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先生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接着，李宗仁与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衡宝战役的隆隆枪炮声中，又公然地开始了所谓权力的争斗。说起这次权力争斗的缘起也十分可笑，几近儿戏。十月二日，蒋介石突然收到汤恩伯自厦门发来的电报，谓李宗仁发表声明，反对汤出任福建省主席，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计今日远行”云云。对此，李宗仁事后愤而作了评述：

    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然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经过尤为离奇滑稽……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被撤职，遗缺由汤接管。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过去，李宗仁遇上这类事，他只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闷在自己的心里了事；而今，他或许也发现大势已去，难以挽回，感到自己再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蒋介石一顿，稍纾积愤。这次，李宗仁一改优柔寡断的秉性，说干就干，当即给蒋介石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然而，蒋介石却从没有移樽就教的习惯，反请李宗仁来自己的行营晤谈。李宗仁一听气上加气，为泄积愤，又只好违背自己的初衷，满脸不高兴地赶往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仅此一招而言，李宗仁又输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是陈济棠的前公馆。这座私人住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李宗仁抵达梅村之后，蒋介石引他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李宗仁一落座，就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的。”

    李宗仁为什么如此郑重地出言相训呢？他认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上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气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李宗仁在历数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种种霸道之处以后，又厉言提到一年来蒋氏在幕后掣肘的事情。接着，他愤慨地讲：“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喦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越说越气，又把怒气通通地撒在汤恩伯的身上，他在指斥汤氏这些年来在军政两界的昭著败绩之后，猝然站起身来，愤怒地说道：“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是属于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政客，他的嬉笑怒骂历来是视情而为。把话说白了，他认为该骂人的时候一定要骂；该忍的时候一定能忍。今天，他坐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表面上装作“唯唯诺诺，讷讷不能出口”的样子，实际上他却暗自嘲笑李宗仁的无能。自然，蒋氏清楚李宗仁在政坛上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于是含笑向李宗仁有分有寸地道歉：“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请你原谅。”

    李宗仁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或者说心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又故作大度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就是李宗仁，他岂能不败在蒋氏的手下！

    这就是蒋介石，他一定会把李氏当做手中的玩偶！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因为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与李宗仁反目呢？据史家分析：蒋氏一是认为福州失守，厦门难以确保，福建全省必然很快落于中共之手，所谓福建省主席不过是空言而已，故认为“不可走马换将，应即设法劝慰”，给汤恩伯一个台阶下；再是认为广州失守在即，桂系集团随之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大陆，加之白崇禧意欲倒戈，李宗仁的代“总统”也就名存实亡了，故不屑于为此事和李宗仁反目，给后人留下一份谈资，遂于翌日十月三日早上六时飞离广州，回到了台北，继续策划逼迫李宗仁让位的大事去了！

    蒋介石离去不久，衡宝战役与漳厦战役相继进入尾声阶段，坐镇广州的李宗仁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迎来了国民党的国庆节。可以想见，李氏作为末代“总统”将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欢度国庆节。更为悲凉的是，广州的十月十日已经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据李氏记述：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用李氏的话说，因为他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的事情，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恰在这时，远在香港的顾孟余先生托程思远向李宗仁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就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清界限，另搞一套。”其用心可谓良苦！

    李宗仁当然清楚顾孟余这一建议的本意是：另组国民政府，重开国共和谈，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时的李宗仁一是感到自己手中的牌所剩不多了，再是白崇禧就要兵败湘南衡阳、宝庆，白氏绝不会赞同他另组政府，重开和谈。所以，他沉吟许久，借口“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拒绝了顾孟余的建议。

    十月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推进到广州市郊，李宗仁怀着怆然的心情偕随员乘机飞往桂林。翌日也就是广州解放前一天十月十三日，李宗仁又由桂林转飞重庆。

    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接着，又兵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臂；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嵩、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结果，白崇禧自衡、宝南撤之后，全军又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换言之，退守广西的桂系败局已定。

    撤往重庆的李宗仁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此，他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回忆：“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同时，“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了。”结果，一场拥蒋复职、逼李下台的闹剧又在山城拉开了帷幕。

    在蒋介石的身边，有一位善观政坛风云的老政客叫吴忠信。昔日，他在南京看到蒋介石混不下去的时候，曾主动地向蒋介石劝退；今天，他又认为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当到尽头了，又主动地请李让贤：“德公，我奉蒋先生之命将赴台北，不知你有无知难而退之意？”

    李宗仁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他清楚吴氏劝退是有背景的，即使不是秉蒋介石之意，那也代表了国民党中的某些实力派。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不准备自行引退，如果蒋先生执意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

    由此开始，蒋介石及其谋士、重臣和门生，把这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等到广州失守，李宗仁飞赴重庆之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由幕后走到台前，数度约所谓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人研讨复职问题。但多数人认为，蒋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援引“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此为举国所共识。倘非李宗仁“知难而退”，则蒋不宜径自宣布复职。

    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性格上的最大差别是：他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此，他一方面利用舆论阵地大造“劝进”、“复职”的声势，另一方面动用各种说客活动于李宗仁的门下，劝其“让贤”。

    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先后登门拜访李宗仁，他们不敢明言要李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李拍一电报请蒋介石来渝坐镇。但李知其目的，不为所动。旋即，他们便隐约说出希望李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对蒋的“劝进”。其中，那位老政客吴忠信更是叨叨不休，气得李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说客见李宗仁态度坚决，不敢再勉强逼李“让贤”。

    不久，李宗仁听说蒋介石有意来渝，他认为蒋氏此次山城之行，必然强迫他签署所谓“劝进”书。他思来想去，决定在蒋氏到渝之时，他借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但是，再窝囊的李宗仁也难咽下这口气，并认为蒋介石欺人太甚，目无法统。为此，他暗自定下这样的决心：“宪法赋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犯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准备维护国家名气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这就是李宗仁后来在美国与蒋介石争“总统”名气的由来。

    俗话说得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白崇禧决计投降蒋介石之后，就在李宗仁启程赴渝的时候，他曾公开说过：“德公到渝后，将设法劝他出国医治胃病。”当四川演成一派吁请蒋氏来渝主持大计的风潮时，他又公然提出以李退白进而换取蒋介石复职的方案：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

    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

    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程思远把白崇禧的上述方案交给了心乱如麻的李宗仁。李看罢气得把这一方案用力摔在了地上，愤慨地说道：“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啊！……”

    对此，程思远却像明镜似的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平静地说道：“德公，您早应该想到哇！我敢断言：蒋某人既然能利用健公把你推向国外，当然也会让拥兵自重的健公嘛，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思远，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呢？”

    “一、欢迎蒋介石来渝；二、在老蒋到达山城之前，我们折回南宁，再从长计议。”

    “对！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好！我再提醒德公一句话：就是去了美国，也不把‘总统’的帽子捧到老蒋的头上。”

    “我还没有白健生那样下贱！”

    不久，李宗仁偕程思远等飞离山城，经昆明飞香港，因赴美治病离开祖国，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飞回。自然，他与蒋介石合演的这出争权夺利的戏剧也画上了个句号。

    也就是在李宗仁飞离重庆不久，蒋介石偕长子蒋经国等随员由台北飞往重庆。蒋经国望着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小声问道：“父亲，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他为什么要飞回老巢南宁呢？”

    “他作为政治家，怎么会看着我取他而代之呢？”

    “仅此而言，李宗仁的人品，要比再嫁的寡妇白崇禧好。”

    “所以，为父可以利用白挤走李，但李走后我绝不会重用白。”

    “父亲此次山城之行欲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尽人事而已！”

    “难道我们在大陆就只有听天命了吗？”

    蒋介石久久没有回答。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时下，我们只剩下毛泽东走错棋一途了……”

    五

    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一是日理万机，再是如履薄冰，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不敢走错一步棋，给国内外敌人以攻击新中国的口实。

    虽说在衡宝战役、漳厦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但是，退守广西的白崇禧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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