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节节胜利，新老解放区又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蒋介石为了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和解放军，遂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他的军费开支日益增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为了弥补巨额赤字，蒋介石只有下令他的印钞厂赶印纸币。结果，如以抗战初期的物价为基数，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就上涨了六万倍。如果再与一九四九年一月的物价相较，那就真的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了！自然，人民，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新解放区的人民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仅没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这个烂摊子，同时也接收了城市中苦不堪言的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面对因“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吃饭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庞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费用，以及越来越多的脱产干部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呢？主要也是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结果，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怎么办呢？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统帅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谁是统帅全国经济的帅才呢？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

    周恩来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时候就知道陈云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受命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作为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常委，自然就十分了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云了。那时，为了筹募党中央的活动经费，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抗战胜利之后，陈云来到刚刚光复的东北，他善于理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毛泽东与陈云相识于中央苏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陈云投票支持毛泽东出山，重掌红军的指挥大权；接着，毛泽东赞成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回到上海重建党的组织并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由此可知，毛泽东十分信任陈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云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之职，并对陈云出色的经济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陈云作为沈阳军管会的负责人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将它批给全党学习。接着，毛泽东又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前不久，由黄克诚、黄敬接管天津的骨干成员，也是从陈云管辖下的沈阳抽调的。所以，当周恩来力荐陈云执掌经济帅印的时候，毛泽东当即说道：“我赞成，立即调陈云同志来西柏坡！”

    初春的滹沱河已经开始解冻，清清的河水绕过正在融化的冰块向前流去。山上的柏树一片连着一片，那浓密的绿色开始吐露生机；河岸两旁的杨柳已经抽出嫩黄的枝条，眼看着就要迎来柳絮飞满天的季节了！太阳刚刚从东山头上冒出，橘色的光辉温暖着山河大地。就在百鸟云集比赛晨歌的时候，毛泽东和陈云沿着滹沱河岸边的人行小路缓缓走来。毛泽东或许是走累了，抑或是想起了什么，他就像是西柏坡当地的农民蹲在滹沱河边，信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掷向缓慢解冻的滹沱河里，若有所思地说道：“陈云同志，我为什么要安排在滹沱河边和你交谈呢？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延河边作竟夜谈的往事。”

    陈云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感到了浓浓的战友之情，一时之间心湖中涌动起一股热流，他也深情地说道：“我与主席在延河边一别，转眼快四年了。”

    “那时，我只请你管陕北的经济。今天请你来，是要你这位共产党的赵公元帅升账，开始管理全国的经济。”

    “中央的经济方针是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只是为了适应战争，提出了‘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十二字方针。当恩来向中央推荐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在这方面的特长。”

    “我有什么特长呢？”陈云听后一怔，忙问道。

    “有啊！而且是很大的特长。”毛泽东说罢喟然长叹了一声，“小的时候，我曾帮着父亲管过账，会打算盘。但是，当我在延安看到你打算盘的时候，我就暗自说，陈云同志是我党干部中打算盘打得最好的一位。”

    “这是因为当年我在商务印书局当过学徒的缘故。”陈云淡然地答说。

    “后来，我同意你去管一管陕北的经济工作，你当时提出的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

    毛泽东所说的这三句话，是陈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针对财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

    一、要做“掌柜”，不要做出纳。“我们是‘掌柜’态度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到这个高度。”

    二、“先小人后君子”。“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

    三、“豆腐里挑出骨头来”。“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总之，在算账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陈云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还记得他当年总结的这些话，因此，他微微地笑了笑说：“主席，这都是当年有的放矢的经验之谈。”

    “我看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的原则！”毛泽东沉吟有顷，问道，“陈云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那句老话，听党的安排。”

    “何时走马上任呢？”

    “我和周副主席谈过了，为了总结东北接管城市的经验，也为了把东北变成中央可依靠的后方，我想尽快赶回去。”

    “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了？”

    “我想那边的工作更重要一些。”

    毛泽东想了想，再次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掷向滹沱河里，啪的一声，砸碎了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遂又说道：“好吧！等华北的冰雪全部融化，大地完全回春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入关上任！”

    毛泽东送走陈云之后，遂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工作中去了！在这期间，他不仅需要亲自起草报告文件，而且还要和书记处的同志们研究会议的内容和进程，再加上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也要他即时解决，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并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重要会议。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或许毛泽东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感悟到了什么，抑或是他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作风中发现了什么，他对党的未来不仅有着许许多多的担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或规定了不少规矩。仅就开会作报告鼓掌一事来说吧，这在国内国外，包括过去和现在那是天经地义都要鼓的。更有甚者，那些由他人起草报告的人，还要起草者在不同的段落刻意地写上鼓掌的长短和热烈的程度，以便供他在报告的时候好运用何种腔调，借以达到所谓应有的效果。请问有哪位报告者或听报告的人提出过疑义呢？据笔者所知，唯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了类似的话：

    “不知从哪个朝代发明了这个传统，听报告，一定要鼓掌。当年，我听到人家为我报告鼓掌，感到有些不自然；后来，报告作多了，我听到大家的掌声也习以为常了；可是今天，我听了你们的掌声，心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不知何故，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告诫评论家：捧，是可以捧杀初露锋芒的青年文学家。我们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感谢我们是大救星的人民的掌声，会不会鼓得我们这些就要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晕头转向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一定会的！”

    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同志给毛泽东的这段讲话鼓了掌，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作了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当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立的这六条规矩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啊！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敢于立这样的规矩啊！……

    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后人，乃至于时人都不会想到开会的会场，竟然是中央工委时期的一个大伙房。就说主席台吧，也仅仅是摆着一张普通的长条桌，上面铺着质地很粗的毛毯。但是，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会场中，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首先，毛泽东向全党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大部消灭。今后我党、我军在军事战线的作战任务，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尚存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同时，他发出指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区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它所面临的也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

    我军的战略转移，是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服务的，毛泽东明确地向全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今天，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未来的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开展，并为之服务。

    接着，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至于占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它们决不可限制太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讲到对外政策的时候，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同时，毛泽东对建国后的外交原则、外贸政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正确的外交方针。

    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抬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说到未来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

    最后，毛泽东基于历史的经验，提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滋长，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如下这段讲话，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作了专题发言，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意义，其中，周恩来还专门讲了有关分散和统一问题，对未来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了科学阐述。他说：“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利用一切空隙找有关同志谈话，了解各地的情况。同时，他也为会后的工作和人事等问题，与有关的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与王稼祥是老战友了！早在长征前夕，王稼祥就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逐步划清界限，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长达十五年的历史中，毛泽东对王稼祥是十分了解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王稼祥的工作安排问题。因此，在会议期间，他找王稼祥单独谈了话。

    “稼祥同志，我想会后你就不必回东北局了，就留在中央工作吧。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呢？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首任驻苏联大使。”

    这对王稼祥来说，实在有点突然，因此他一下子还没转过弯来，不知该如何作答。

    “稼祥同志，你选定了哪个呢？”毛泽东追问。

    用王稼祥事后的话说：“宣传部的工作，我完全可以胜任，我有经验。外交工作呢？我进入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就兼任外交部长。我在共产国际任过中共代表，对苏联党的情况熟悉，俄语不成问题。目前，从党的需要出发，出任大使比党内宣传工作更有意义。此外，我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王明是不能胜任的。康生呢？不叫他去。张闻天呢？毛主席也会想到的，独独叫我去，这是对我寄予高度的信任。”王稼祥已经猜到了毛泽东希望他出任驻苏联大使。但是，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两个工作都是义不容辞的，我请主席定。”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决定，依然是以商量的口气说：“不急，你考虑好后再告诉我。”

    就这样，王稼祥果真成了中国驻苏联的首任大使。

    再如陈毅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应当选一位能文能武的同志来当，我的意见，是陈毅同志。”就这样，陈毅自西柏坡返回前线以后，他就一边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一边筹划接管上海的班子了。

    接着，毛泽东相继会见了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对未来向西南、西北进军作了重要指示。另外，罗瑞卿主动找到毛泽东，希望跟着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多打几个漂亮的战役，因毛泽东对罗的工作旱有安排，没有批准。总之，毛泽东作为一代知人善任的大政治家，似乎对每一位战友和属下都提前安排好了工作。但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却说了这样一段话：“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正当毛泽东一边紧张地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边筹划新中国的蓝图的时候，华北京剧团赶来西柏坡，为参加会议的同志和中央机关作慰问演出。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前后看了两次，并对高派的入室弟子李和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和曾是华北京剧团的团长，原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主角，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些名气。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失空斩》，李和曾饰诸葛亮。毛泽东一边看戏，一边禁不住地为李和曾的精彩演出鼓掌。同时，还对周恩来等同志讲：“唱得真好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对高派艺术的品评。同时，他向毛泽东介绍：“李和曾九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戏，学了八年毕业以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学了三年。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解放战争中，华北解放了的大城市他都去慰问演出过。”最后，周恩来说道：“现在，他们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评剧院合并了，人更多了，力量更加雄厚了。”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的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演，一定会更好。”当毛泽东看了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庭》之后，他认为“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接着，他又对京剧的流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一定打乱仗闹独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

    三月十三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指出：自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告诫全党：“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郑重指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整整过去五十周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战略预测家！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之后，党中央就悄然准备进北平的事情了。然而作为战略大家的毛泽东却在思索如何与南京重开和谈，以及必须确保在雨季到来之前胜利渡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与“战”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只有“战”做后盾，“和”才能有根基；一旦“和”不成，“战”能确保渡江成功。因此，毛泽东在“战”字上开始预做了数篇文章：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正式提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是否攻占两浦（即浦口、浦镇），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之；如无此必要，则可置之不理。”同时，还电告中央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期，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此后几天，毛泽东与华野、中野为渡江问题数度电报来往，但他要求在雨季到来之前必须完成渡江作战，并指出“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曰或十四日可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尽管由于和谈的需要，我军渡江时间也仅仅拖后了一个星期。

    毛泽东就要告别西柏坡了，他的内心是十分不平静的！在他看来，积二十八年革命之经验，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结束了。为此，他不能不想到当年在井冈山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日子；他也不会不想起当年在延安吃着小米饭、喝着白菜汤，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撰著指导中国革命的雄文的时代；当然，他更不会忘记在西柏坡的三间土房中，亲自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然而，这毕竟已经成为胜利的过去，入主北平后的岁月又将是怎样的呢？这才是毛泽东思索的重心！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是烂熟于心的。他十分清楚汉刘邦、明朱元璋借农民起义得天下的原因，他也知道唐朝黄巢、明末李自成两支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或许是李自成入主北京而失败的缘故，抑或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对同志们讲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态，也知道毛泽东说这番话的真实含义，遂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确说出了毛泽东的忧虑和担心。但是，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任何困难挑战的勇士，遂又当即说了这段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接着，毛泽东登上一辆中型吉普车，向着赶来送行的西柏坡人民不停地挥手、致意，暗自说着“再见了！西柏坡的亲人，为了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考个好成绩”。不知何时，毛泽东乘坐的车子缓缓地启动了，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是我们从他那坚定挥手的样子，似可想到他仍然在说：

    “为了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好日子，我们也要考个好成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