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府向何处去，遂又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介石与李宗仁是如何过春节的呢？……”

    十

    溪口，是浙江省奉化县一座风景极佳的小镇。其地山环水绕，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县溪、锦溪、剡溪。其中剡溪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迂回曲折，凡九曲，与其他两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而剡溪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流合于锦溪，即为溪口，亦称锦溪村。”这儿就是生养蒋介石的故乡。

    蒋介石每次下野归里，或回乡省亲，都住在坟庄。所谓坟庄，溪口人民都知道即为蒋母之墓地。由于蒋母非元配，不便和蒋介石的父亲同穴，所以蒋母临终时叮嘱蒋介石为她另行择地安葬，不得与乃父同穴。蒋遵母嘱，请了奉化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墓地，最后择葬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这位风水先生指着四周的风景说：“这儿是最好的龙脉，整个地形像座弥勒佛，而蒋母的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上。其后人如出弥勒之腹，乘其龙脉之势腾达于神州。”果真蒋母死后不久，蒋介石继中山先生一成国民党大统，应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从此，他在其母墓地旁边盖了住房，供自己回乡孝母之机，再多得些弥勒佛祖的护佑，使他这位由溪口龙脉飞出去的“真龙天子”稳坐九五之尊。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前两次下野与复出均和这座蒋母墓地有关。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的逼迫下第一次下野，他悻然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静观待变。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宋美龄暗订秦晋之好，而且还为是年十二月三日复出打下了伏笔。从此，他也为构筑蒋、宋、孔为三大支柱的蒋家王朝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一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等原因，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蒋氏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宋美龄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利用以退为进、观变待起的策略，刚好过了一个月，他就利用一触即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机，昂首挺胸地回到南京，再次入主中央。

    这两次下野与复出，在蒋介石看来绝非偶然。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在失意的时候回到溪口，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就能化险为夷，重新荣光呢？……”他的结论是：他这条由溪口飞出的“龙”，理应回到生养他的地方，借助母亲的阴灵之光，再次腾飞，遨游九州。因此，蒋介石这次——第三次下野，依然是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望着龙脉的山势，静候东山再起之日！

    蒋介石这次下野自称是为了“弥战消兵”，他被迫同意和谈，是为了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因此，他同意“和谈”与同意“引退”一样，并非出于真心。他虽然承认时下战必亡，但他还认定和则更亡，因为主战是他蒋某人举的旗帜，并在国民党中、军中，及至于政府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一旦弃战求和，那南京政府的主角，可就真的变成了主和的李宗仁了！如果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据中共的一贯政策，李宗仁可以将功补过，而他蒋介石唯有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接受的。自然，这也是蒋氏必然要遏制李宗仁重开国共和谈的原因。为此，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做了如下这些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签署下野文告的同时，“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在美国之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连同原存美国余款悉数从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如史家所云：“蒋此举系虑及和谈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以防该款落入新政府，而采取此种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静观李宗仁四处奔波和谈的同时，他于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脑人物，命令他们加强备战思想，一旦和谈破裂，就作战到底。换言之，李宗仁和谈的戏一落幕，蒋介石就准备高举作战到底的大旗登台。

    同日，蒋介石密令军事法庭，无罪开释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大将，为李宗仁重开和谈再设障碍。

    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获悉李宗仁未经他的允许，公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蒋氏看来，是李宗仁以所谓“法统”对抗他的“党统”，并妄图打破他的“以党控政”的格局，进而借改组行政院了结“府院之争”。为此，他借支持孙科之机，进而扩大“府院之争”的矛盾。在这期间，不仅孙科未向李宗仁报告准备将行政院迁往上海，而且他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拟将中央党部迁往广州，搞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在南京唱独角戏。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得意地运作掣肘李宗仁的战略，或曰戏耍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时候，他突然获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将要秘密率部投共的消息。由于这一历史公案至今海峡两岸各有说辞，故笔者有必要据史简介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策动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作出贡献。他的老部下，并有师生之谊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本月上旬向陈提出和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是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书赴沪见汤。汤谓：“兹有×××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从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并附四点意见：（一）徐蚌战争已结束，蒋方彻底完结，这正合全民愿望。请你不要遵蒋方指示，上海工事应全部停止；（二）有利于蒋方军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扰乱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资，不必变卖，留给共方；（四）我们早已商定，以保护沪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军事扰乱为主，对溃兵游勇，要严加管束。此函被特务头子、上海警备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介石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

    由于蒋介石与陈仪有着几十年不错的交往，方把他的家乡的父母官交由陈仪当。但是，实出蒋氏所料的是，陈仪竟然背叛他投共，这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接着，蒋介石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务对陈仪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函准备接替陈仪的职务。同时，他命令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向三军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

    （一）认清中共企图；

    （二）中共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以严厉驳斥”；

    （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

    （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短期变成劲旅”；

    （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

    （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

    蒋介石在处理完上述大事之后，即迎来了农历大年三十，即除夕。他在蒋母坟庄祭拜过之后，遂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故居报本堂——丰镐房和儿孙们团聚“守岁”，准备夜幕降落之后，合家团圆，共饮屠苏酒，同吃年夜饭。或许是蒋经国希望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年，蒋介石刚刚走进门，迎面走来的是洋儿媳妇蒋方良以及中俄混血的孙子孝文、孝武，孙女孝章，在蒋经国的导演下，一一行过家礼。蒋介石俯身抱起不满四岁的孙子孝武，亲了亲那嫩嫩的面颊，旋即坐在太师椅上，顺势又把孝武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他望着面前十分可爱的孝文和孝章，内心中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抑或是这些年来他和政治打交道成了习惯，在这种人为做出的家庭亲情的氛围之中，他还是声调低沉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四年前，也就是孝武出生的那一年，毛泽东告诫他的同仁和部属，要做当年的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他的话得到了应验。今天，我也告诫你们，为了完成先总理的未竟大业，也要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直到完全胜利为止！”

    年幼的孙子、孙女并不完全明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只好带着似懂非懂的表情望着没有笑靥的爷爷；蒋经国当然知道父亲说这些话的想法，但他认为有悖于希望父亲高兴的用意。然而当他再看见父亲那沉郁的表情，也只好违愿地点头称是。这时，溪口镇的夜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爆竹响，似惊醒了沉浸于国事的蒋介石，当他看见懂事的孝文和孝章，不约而同地学着他父亲的样子立正站好，又忍不住地笑了，忙说道：“今夜是除夕，从我开始谁也不准谈国事，只说家事，你们说好不好？”

    “好！”三个孩子就像是在课堂上忽然听到了老师的问话，机械地高声答说。

    蒋介石习惯于官场的酬酢，蒋经国也习惯于父亲为了官场的酬酢而做出的虚伪的威严。今夜，似乎也只有在今夜，蒋介石感到了官场酬酢的虚伪以及亲情的可贵。如今，他好似真的把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忘到脑后边去了！据史记载，今晚在“最喜欢的半个洋孙女的提议下，他竟然带头和仆人们一起打起了年糕；他为了博得最小的孙子孝武的欢喜，掐了一块年糕面，精心地捏了一个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接着，他有意在孝武的面前晃了晃，用哄逗的口吻说：“这只猴子可厉害了，他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闹得天宫都不得安静。”

    “不！我比它厉害。”不满四岁的孝武一把夺过了面捏的孙悟空，为表示自己厉害，一下把它扔到屋门外去。

    蒋孝武的动作把全家人引逗得捧腹大笑。蒋介石边夸“还是孝武厉害”边说：

    “经儿，把它捡回来，用水洗洗，蒸熟了还可以吃。”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这对蒋经国的成长以及后来接替父亲治理台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蒋经国从父亲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言行中，还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父亲的地位变了，文化品格也相应地提高了，但是仍能从他的气质和为人的风度，觉察出他依旧是个农民的儿子。”

    蒋介石命中注定是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正当他与孙子、孙女玩得忘了人间还有烦恼事的时候，侍从引张群、陈立夫、郑彦棻三人相偕走进丰镐房，他只好请玩兴未尽的孙子、孙女离去，遂又和这三位来者谈起了国事。当他们议完在南京演出的“府院之争”、“以党控政”的戏后，很自然地又说到了李宗仁倡行重开国共和谈，以及中共毛泽东绝不领李宗仁之情等情况。但是，当讲到今后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三位来者就三缄其口了！蒋介石望着这三位亲信缄默不语的表情，近似自语地说道：“我是相信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为了未来的后勇，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知耻者。所谓知耻，就是敢于承认我们办错的事情。为此，我回到溪口之后认真地检查了过去的行为，并和经国谈了一些我对未来的设想。”

    张群与蒋介石相交近四十年了！他对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堪为了如指掌。如史家所说，张群“为博得蒋之信任，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蒋之立场为立场，无一系异于其间”。今晚，他一听蒋介石的语气，知道蒋介石想借此时机阐述他败中再起的道理，故郑重其事地说道：“为使我等一解迷津，希望总裁再向我们宣讲一次。”

    首先，蒋介石讲了他在日记中所做的这段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接着，蒋介石又对所谓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读。他从三民主义理论到社会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和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陡。”

    张群等人听后感慨万端！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所谓体会：“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世人皆知，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他一生的聪明全都用在“权谋”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别姬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我们权且不论蒋氏检讨得正确与否，就说在这瞬息万变的国情大势之中，又怎能容得蒋氏去自我检讨呢！因此，他挨过除夕之夜，就电令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立即飞来溪口，秘密召开军事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时候，蒋介石向飞来溪口朝圣的三位爱将发出指示：只和不战，国家必亡。换言之，只有战，才能和。为此，“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地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蒋氏作如此军事部署是有着一本内心账的，那就是“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自然，他对这三位爱将的要求是：誓守长江防线到雨季到来之前，坚决做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为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公开发表谈话，宣称中共如要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所谓扰乱秩序者，“决依戒严法令，严予惩处”。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紧锣密鼓地筹谋长江防务的时候，南京发来密电：李宗仁为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由南京飞抵上海。蒋氏听后漠然一笑，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那就让李德邻去行使他的代总统的职权吧！……”

    李宗仁为什么要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呢？起因是黄启汉自北平飞返南京之后告知：关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叶剑英未作正面答复，只说向中共中央反映。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有些失落感。为了继续“敲和平之门”的同时进一步试探中共对“和”与“战”的态度，他决计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访问。几经努力，所谓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暂定为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对此，黄启汉认为“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却认为是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平是大有好处的；黄启汉听后认为这近似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寻求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以黄之见为然；可是，李宗仁认为此举还有一个“联共压蒋”的政治目的，故还是做了决定：“让代表去吧，至少没有妨碍。”

    李宗仁为了借用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继续高扬和谈的调子，遂决定借访晤“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之机，希冀弥合已经形成的府院分裂，挽留孙科内阁，并劝其回到南京，于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乘专机飞沪。同行的除去“和平老人”邵力子外，还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后，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等人迎接，孙科内阁的成员无一人到机场欢迎代“总统”。这说明孙科内阁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意欲和李宗仁的“总统”府坚决斗下去。这也促成李宗仁改组孙科内阁的决心。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李宗仁不露声色，与随行人员先到黄绍竑在上海的府邸休息。同时，通知孙科内阁所有成员，下午三时半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会谈。接着，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其中，最令李宗仁感动的是颜惠庆老人，他当即说了下边这段话：“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诚如史家所说：李宗仁感动之余得出结论：和平是大势所趋，顺者则昌，逆者则亡。所以，他在下午和孙科内阁成员举行会谈的时候，有意高扬了和谈的旗帜，并严肃地指出民心思和的历史趋势。最后，他才“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

    孙科内阁是蒋介石一手组建的，自然应对蒋“总统”负责。加之孙科与李宗仁所谓的远近恩怨，就愈促孙亲蒋排李。但是，孙科也看到了“和平”已成当今时髦的潮流，他也不敢公然反对和谈，遂借故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军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经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

    李宗仁听后大惊，自知府院分裂无法弥合，他不失身份地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后，遂宣布会议结束。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对此，当事人哀叹道：“行政院迁往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是日傍晚，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封公函，是答复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他当即拆阅：

    德公代总统钧鉴：

    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核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诚）主席及重庆张（群）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

    接着，李宗仁果真收到了陈诚的复电：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

    ×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李宗仁阅后甚为不悦。在他看来，作为代“总统”明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乃区区小事，没有想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竟然推诿、扯皮。更是令他不解的是，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不仅不释放软禁在台的张学良，反而要他这位代“总统”派程思远“来台一谈”。他一是救张、杨二位将军心切，再是不知陈诚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故“立命程思远束装就道，飞赴台湾”。自然，程思远此次台湾之行一定是无为而返的！

    在李宗仁看来，他扯起重开国共和谈的大旗，中共方面理应无条件欢迎。但是，中共方面却是有条件的支持。就说他计议中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吧，中共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北平。为此，原定二月八日飞平之议，他只好取消。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浇了一瓢冷水，真是寒到了心底！

    蒋介石却高兴异常！同时，他授意留居南京、上海的大批耳目、舆论工具，在京沪两地掀起了讥讽李宗仁主和拍马屁，而共产党人不领情的歪风，搞得李宗仁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给李宗仁设置和谈障碍，授意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除去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等参加之外，点名要代“总统”李宗仁与会。这样一来，就等于向中共说明：李宗仁的和谈是假的，因为他还在召开江防会议。可以想见，这样的江防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李宗仁鉴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束手无策”，在“激烈争吵中而散”。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李宗仁怅然自语道：“咳！当这种劳什子总统干什么……”

    但是，政治家一旦卷入政治潮流，是很难自拔的。要么沉入潮底，要么跃上浪尖，很难有第三种选择。当然，萌生不当这劳什子“总统”的李宗仁也不例外。尤其当他的耳边感到自蒋介石一方吹来的凉风之后，他又必然坚定自己的和谈信心。有人说，李宗仁一生从政的最大长处是个忍字。今天，他再次忍字当头，亲自赶赴上海，再度联系，最后终于决定了代表团的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是以私人资格前往与中共当局交换意见者。此外随同前往的有：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金山（即主演《夜半歌声》的名演员），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时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李宗仁在上海完成组团任务之后，又在桂系谋士黄绍竑的府邸与黄启汉进行了一次长谈。首先，他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黄启汉，务求转达。同时，要黄口头上向叶剑英或其他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六点意见：

    （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

    （二）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

    （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

    （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谈和平方案；

    （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

    （六）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据史记载：为慎重起见，李宗仁要黄启汉把这六条意见用笔写下来，再三嘱咐务必传达无误。同时，李宗仁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黄启汉，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黄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黄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满天的乌云突然露出了丝丝笑颜，高悬在东方的太阳钻云破雾，不时向阴冷的大地透出一点光亮。或许因为元宵佳节的缘故，抑或因有其他的喜讯，上海龙华机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突然，候机厅大门前挂起了大红的横幅，上书“热烈欢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接着，各界人民的代表、中外记者，还有那些所谓的“保安人员”云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等候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的到来。

    有顷，数辆轿车相继驶来，停在机场门前的广场上，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在秘书的搀扶下步出轿车，穿过人群闪开的通道走进候机厅。这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拍照的拍照，提问的提问。历史为后人留下四老回答记者的这样四句话：

    颜惠庆说：“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

    章士钊说：“此去除呼吁和平外，愿将中共所提出建议，随时告诉南京。”

    江庸说：“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

    邵力子则笑谓：“此次乃去跑龙套，尚未到以政府代表说话的时机。”

    四老和十九名同行人员相继登上中央航空公司XT57号专机向着北方飞去。送行的人们，乃至于京沪各界人民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此行会有什么结果？中共领袖毛泽东将如何看待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的斗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