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伯彦道:“治大国如烹小鲜,李相公这是要刮骨疗伤,若是手法稍微不得当,骨头挂断了该如何!”
他一席话,怼得李纲沉默以对,不知该如何说。
李纲这人的特长是执行能力,谋划能力却是弱了很多,自然是说不过汪伯彦的。
而刘彦宗却是清楚得很,皇帝是肯定要动官吏制度的,见李纲被怼回来了,刘彦宗开口道:“早在半月前,陛下不是就说了吗?朝廷只管规则制定,朝廷的商行出资源、出政策,具体执行由民间商人来做,是以,不存在着全部由朝廷掌控,朝廷只需掌控国本,其余皆交由民间。”
户部尚书周朝道:“此言差矣!商人逐利,若是任之而不顾,一是害民,二是一旦形成民间强大的力量,对朝廷管制民间必然形成阻力。”
参知政事唐恪道:“吾赞同周相公所言,虽然朝廷仰仗商人税收,且鼓励商业,却不可予以过高权限,否则天下必生事端。”
赵桓如此一听下来,心中却是惊涛骇浪,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一下子就争论到了这一步了。
汪伯彦周朝反对自然是站在他们这个阶层来去思考的,士大夫的本质是地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田地,汪伯彦、周朝等人的政治任务是充实国库,业绩压力大,自然是要依仗利润高的商业,但本质来将,他们是不愿意给商人太大权力的,这是地主和商人之间的权力博弈,一旦商人在大宋的权力压过了地主,地主肯定是要操刀子的。
大宋现在的情况,对地主已经很不利了。
在封建时代,最大的地主自然是皇帝,宋以前的税收,基本是依靠的地税,全国的土地结构是怎样的呢?
皇帝论功行赏,给官僚划分土地,皇帝赐给他们土地了,但是同时也要防止土地被下面的人兼并的问题,一旦土地被兼并过于严重,一是对皇权形成了威胁,二是在上税的时候,偷税漏税更加容易,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
这大宋的土地现在已经兼并得不能再兼并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土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公务猿手里,这个构架对皇权已经产生了眼中威胁,大地主偷税漏税实在太简单操作了。
这也是赵桓为什么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员兼并土地,是国家一害,绝对不能长期放任下去。
最好的局面就是地主的力量和商人的力量在朝堂上形成新的平衡,毕竟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经济方式再繁华,没有基础保障,都是耍流氓!
关于这一点,赵桓最后发话了,朝廷来制定每年统一的年度目标,朝廷的商行掌握大型资源,掌控国家的战略性和民生性行业,朝廷规划商业规则,其余由民间自行经营,方能在民间形成竞争,促发商业活力。
关于这一点,汪伯彦等人显然还有意见,但是皇帝最后下定论了,两府也只好按照皇帝的定论去规划接下来的事情。
那第五点便是开海了,自太祖开国,便在沿海设立了市舶司,进行海洋贸易,且大宋的造船技术非常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