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眼。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啰。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xx,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疾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