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时候,袁昌秀就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能干姑娘。屋里屋外,坡上田头,不论是薅草、栽种、背肥、挑担,还是洗涮、绣花、编结、缝纫,她都能做出一手巧活。这些还不算稀奇,由于袁明新大伯的教导有方,她上山能识鸟音,下河能识鱼性,到了林子里,还会寻觅草药、辨识兽踪、观察煤脉。更叫人惊奇的是,在窑场上她能打出一手好砖,做出一筒好瓦。随便在竹林里砍回两根竹子来,她能编出一只精巧美观的细篾提篮,上面有花纹,用桐油涂过,简直让人爱不释手。慕蓉支床头搁着一只这样的提篮,就是她和小慕相处得好,特意编来送她的。
现在袁昌秀二十岁,就成为韩家寨团转十来里路远近闻名的俊姑娘了。她的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一张黑油油亮光光的脸盘,爱微笑的两片嘴唇,总是挺逗人地撅起来。山寨上的老习惯,一个俊姑娘长到二十岁上,好事的人儿就会主动上门了。打听她相了对象没有,打听父母对幺女儿的婚姻有什么想法,打听姑娘愿到哪个地方去,打听她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是能弄点文墨的呢,还是干活实在、勤快的年轻人。
爱喝点酒的袁明新大伯,心地是好的,只要酒上了脸,他满脸都荡开了笑容,什么话儿都好说,不论对方说什么,他总是点着头,嘿嘿嗬嗬地一阵笑,回答人家:
“嘿嘿,好说好说,什么样的人儿都好说。你们没得见吗?我这个脾气好说话。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儿的子孙打洞洞。我那幺女儿,和我是一个脾性呀!好说,好说!”
袁昌秀的阿妈,一个脸容慈祥、行动缓慢的老伯妈,是韩家寨上出名的老实人,从来没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过话儿。看到是来打听幺女儿的,她像好些善心肠的老人一样,一概表示欢迎,但却做不了主:
“你们晓得,现在这年月,不是我们年轻时候那年月了,我年轻的时候,嫁给这个老糊涂,硬是见也没得见过面。说实在的,我真生怕他是个子、麻子。嗨,出嫁的半路上,还险些遭土匪抢去呢,说起来真怕人!现在哪有这种事儿,现在第一得称我那幺女儿的心。凡是昌秀喜欢的,我都喜欢。”
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久而久之,人们看出来了,在这个三口之家里,说了算话的,不是名义上是户主的袁明新,也不是主持家务的老伯妈,而是这个年轻轻的心灵手巧的俊姑娘袁昌秀。
这就难办了,有哪一个人,敢于当着一个未出嫁姑娘的面,打听她准备嫁个什么人呢?
山寨上,四旧的风俗,差不多都破了。但在人们心理上,还有一些旧风习难于破掉。比如说,过去的规矩,未出嫁的姑娘,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向她打听嫁个什么人之类的事儿,谁要开了口,谁就是犯了众怒。人们知道这是一种旧风气,但是大伙儿内心深处,还是不由自主地尊崇着它。
由于这样,二十岁的袁昌秀,既没和城镇上的年轻小伙子有什么联系,也没和远近村寨的青年社员搭上桥。这也省了她好多烦恼和不安。大姐姐出嫁早,现在已是三四个娃娃的母亲了,心思全在自己的家庭上,两三年才有机会来看一次母亲。二哥在县里物资局工作,讨了个婆娘是县城里的人,也有了孩子,很少到韩家寨来。袁昌秀懂点事了,从二嫂子的言语行动中,她看得出,二嫂看不起这个处在山旮旯里的婆家。三哥前三年参军在部队上,一两个月写回一封信来。屋头只有昌秀一个人,里里外外,也离不开她。昌秀根本还没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样一个家庭,三个劳动力都是勤快人,在韩家寨是中上等人家了,袁昌秀也不愿随随便便地离开温暖的家庭。
二十岁上,她不但掌管着全家的经济大权、粮食大权,也掌管着全家的“外交”和政治大权。她的态度,也是一家三口人的态度。不过她一点也不专横,一点也不逞强,父母的话儿她都听,重一点的活儿她都争着干,在每个社员都能尽一份民主权利的群众大会上,代表她家说话的,总是袁明新大伯,她从来不出头露脸争这个光彩。在韩家寨男女老少的眼里,袁昌秀是个勤快、孝顺的好姑娘。
袁明新大伯在窑场、煤场上干活,回来迟了,昌秀总是带上一个电筒去接他。今天晚饭之后的那阵雨,来得太突然,正吃完饭捧着一根三尺长的叶子烟杆过烟瘾的袁明新大伯“呼”地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拐了拐了,今天这阵雨要害老子了!”
说着,他笨手笨脚地披上蓑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边赶边在嘴巴头惊风扯火地叫着:
“我的那些砖瓦啊,要遭这阵雨冲成一摊烂泥浆浆啰!造孽得很啊。”
不等他走到院坝里,袁昌秀就从里屋跑出来,拉住父亲的蓑衣说:
“爹,我去!”
“你干不了那事!”袁明新头也不回地说。
袁昌秀笑着说:“不就是给砖瓦盖上草帘子嘛!我手脚比你还利索些!”
不等爹回答,她扯下爹的蓑衣,戴上一顶麦草帽,亮着电筒,冲出了院坝。
袁明新收住了脚,粗糙的手摸着下巴,咧开嘴,满意地“嘿嘿嘿”笑开了。他知道幺女儿能干这件事,刚才那么说,只是跟女儿客气客气罢了。
袁昌秀冒着风雨,冲到寨子外砖窑旁边的砖瓦场地上,爹白天做的砖瓦,都搁置在露天。这几天,一连几个大太阳,袁明新想把做的砖瓦一口气晒干,等下一窑砖窑装窑时,就能装进去了。没料到凭空来了这一场雨,要是不及时把砖瓦盖上,只一会儿工夫,就会把这些砖瓦的泥坯通通砸成烂泥巴。
袁昌秀跑进茅棚子,把预先编织好的一个个草帘子抱出来,遮盖在砖瓦上面。她一会儿冲进茅棚子,一会儿在砖瓦边铺遮,紧张得不亦乐乎。
等她把爹这几天里做的砖瓦全部遮盖好,这阵雨正下得欢。袁昌秀决定在茅棚子里躲过这一阵雨,再回寨子去。
风吹着草帘子“呼呼”响,雨点子打在砖瓦场捶结实的黄泥巴平地上“嗒嗒”响。袁昌秀站在茅草棚子里,亮着电筒,顺手把爹的瓦筒布理好,又把杂乱的谷草束好,堆成一个可以歇气、抽烟的坐垫。姑娘可细心哩,她心里说,爹做砖瓦做累了,点燃烟,走进这儿来,就能休息一阵,也比坐在泥地上落心、舒适一点嘛!
离茅草棚子不远的砖窑里,这一窑砖正闭窑。缕缕白色的烟气,在风雨之中,袅袅地横飘过去,消散开来,慢慢地升腾上去。
雨势猛,雨点子大,下过一阵,乌云散开,雨便渐渐下小了。
袁昌秀戴上麦草帽,扯了扯蓑衣,亮起电筒,踏着泥泞的田埂路,走回山寨去。
田埂两旁的青草上挂满了雨珠子,撩拨着昌秀的裤管,一会儿便把两条裤管打得湿漉漉的。
走进了韩家寨,昌秀熄了电筒,踏着青岗石铺成的寨路往前走。二十年来,对韩家寨上的每一级石阶、每一条寨路的宽窄高低,昌秀都熟得像自己家里一样,不用亮,完全能走。
走到拐弯处,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几支电筒朝坝墙、树梢、院坝乱晃着,脚步声踏得很重。昌秀一听声音,就晓得是那一帮上海知识青年,他们都在用上海话讲着一件什么事,声音大得能把睡着的人吵醒过来。昌秀刚要叫住他们,请他们嗓门放小些,几句对话陡然灌进了她的耳朵:
“今朝是白走一趟,脚也走酸了!”这是莫晓晨的声音。
郑钦世的声调里露出明显的自我嘲讽:“哈哈,这是为革命嘛!哪能叫苦叫累?我们死都不怕,还怕脚走酸了?”
“脚走酸勿要紧,”沈兆强的大嗓门在说:“程旭和慕蓉支逃走了,才是大事呢!”
“笃定笃定!”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陈家勤接着讲:“慕蓉支决不会跑。程旭嘛,要逃也逃不走。”
章国兴说:“逮捕了程旭,对阿拉集体有啥好处呢?先进的牌子也靠不住了”
本来想叫住他们的袁昌秀,像被一股辣烟呛住了,嘴巴张开来,却说不出话。上海知识青年到韩家寨三年多来,袁昌秀时常和那些姑娘们接触,听她们互相之间说家乡话,有时候还取笑她们的怪声怪调,像在讲外国话一样。久而久之,尤其是和慕蓉支成了知心好友之后,图好玩的昌秀也学几句上海话。什么“阿拉”就是“我们”啰。“不来三”就是“不行”啰“阿木灵”就是“呆头呆脑”啰“今朝”就是“今天”啰昌秀还真学了不少。尽管她讲起上海话咬音很不准,可他们说的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
刚才从寨路上走过去的那帮上海知青说的话,她全听懂了!
她像莫名其妙遭了打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程旭会遭逮捕。
凭啥子逮捕他?是哪个要逮捕他?程旭他犯了什么罪?他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除了看书就是出工、育良种,莫非也要被投进监狱?
三年多来,程旭和德光大伯、袁明新成了脾味相投、互敬互爱的好朋友。由于要育良种,程旭常到袁明新大伯的屋头去,和袁昌秀也非常熟悉。德光大伯和袁明新都很器重程旭,他们不止一次在昌秀面前说过,这小伙子踏实、本分,待人诚恳,吃得起苦,是一个好青年。昌秀也从比较、鉴别中看得出,程旭和其他一些知识青年不同。一般的知识青年,和山寨上的贫下中农,关系都很融洽,客客气气的。也有相处不大好的,像沈兆强、常向玲这些人,开口闭口,叫社员都叫“阿乡”
和这些人比起来,程旭截然不同。他不是需要什么了,才去社员家里坐坐;他也不是图好玩,消磨时间,去社员屋头摆摆龙门阵;他更不是为争一个好名声,对寨邻乡亲们笑脸相迎,有求必应,拼命在各方面逞强耍能,表现自己。他是一头扎进德光大伯的事业里,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在研究水稻良种。衣服脏了,他顾不得洗;头发长了,他没想到去理;吃饭时间到了,他还不知道。他是专心专意地搞科学试验,一门心思琢磨怎样提高整个高寒山区的粮食产量。有一回,昌秀问他:
“程旭,你是上海知青,人家说,你们是南来的燕子北去的鸟,早晚都要飞的。你对育良种这么热心干啥呢?”
程旭既没有像爱表态的陈家勤那样,滔滔不绝地发一通誓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自我吹嘘一番,或者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他睁大了惊愕的双眼,反问道:
“那么,德光大伯六七十岁了,身体又有病,受了那么多苦,他还那样埋头苦干,图个啥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呀!”昌秀故意说。
“我也是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呀!”程旭很自然地说:“小袁,你想想,有了一种抗寒、高产、不倒伏的良种,全面推广出去,那意义有多大。光我们这个县,就有几十万亩韩家寨一样的高山水田,整个地区又有多少亩?”
不用多问了,昌秀知道,程旭是真心诚意地为高山人民育种。他不是想给贫下中农留个好印象,将来好早日抽调,才这么干;他也不是想巴结哪个人,指望人家推荐他,才这么干。他是从内心深处愿意这么干哪!
最叫昌秀心悦诚服的是程旭质朴、正直的个性。他不夸夸其谈,也不会嬉皮笑脸开玩笑,更不闹吹牛、拍马那一套东西。
袁昌秀很看不惯韩家寨大队主任姚银章,也直率地对一些知识青年讲过姚银章这个人的作风。可她奇怪的是,这个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对这个大队主任都很尊敬。不论在哪种场合遇到姚银章,知识青年们都要主动招呼他。男的要敬他一支烟,女的也要露个笑脸。不知哪个最先兴的,上海知识青年回家探亲转来,都要给姚银章家送礼。有的是送大前门香烟,有的是送上海奶糖,还有送衣料、糕点、名酒、罐头、鱼松、咸肉、火腿的厚颜无耻的姚银章,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管是用的和吃的,只要送上门来的东西,他都收。不过他也讲点人情,每个送他礼的人,都被他留下来吃一顿便饭。事后,他就对人说,他没白拿人家的东西,他也还了礼了。这是礼尚往来,没啥关系。
袁昌秀甚至惊异地发现,慕蓉支也给姚银章送礼。她不解地问:
“你为啥送他一条香烟、两包糖?”
“这”昌秀发现慕蓉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说话也口吃起来:“昌秀,我也没办法。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再说我妈妈”
“你就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袁昌秀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也指望他将来送你进工厂、上大学吗?”
慕蓉支尴尬地转过了脸,呐呐地说:“谁指望他到时候,不要刁难就行了!”
“啊,你是怕他阻拦你,刁难你啊!”袁昌秀鼓起了嘴,一点也不饶人地说:“你以为他能当一辈子大队长吗?难道你不知道,受贿是可耻的行为吗?真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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