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饭，到了五荒六月，还要上坡挖蕨巴。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唱：队长用钱一句话，会计用钱拿笔划，保管用钱伸手抓，群众用钱说好话。你看嘛，叫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郑璇凝神听着严欣的话，惊讶地扬起两道眉毛："这些事，我怎么没听说？"

    "你没听说的事儿还多着哩！"

    "严欣，你可不要听那些懒汉、二流子背后诬蔑人"

    "绝对不会！"严欣有些激动起来："这些事，都是明摆着的，仗着权势剥削人，怎会是诬蔑"

    "严欣！"郑璇的脸色严肃起来，她厉声打断了严欣的话，说："你怎么能讲这种话！社会主义制度下，哪里会有人剥削人的事？"

    "沙坪寨就有！"

    "快别说了。"郑璇的语调严厉而又庄重，她把锄头换了个肩，放低了嗓门说："我今天才发现，你思想上有一种危险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它发展啊！"

    "不，不是我思想危险，是沙坪寨上有鬼！"严欣怒气冲冲地驳斥着郑璇的话，"你天天出工劳动，为什么看不见这些？"

    "哟，好大的火气呀！"郑璇息事宁人地说："严欣，你平平气吧，我要回家煮饭去了。"

    说完，郑璇朝严欣淡淡一笑，挥了挥手，扛着锄头往沙坪寨上跑去。

    严欣茫然地望着郑璇的背影消溶在寨口堰塘边的柳树阴影里，有些不知所措地木然站着。辩论的兴致刚刚上来，不料郑璇却轻松地走了。她还很幼稚，幼稚得有些可笑。这是严欣对郑璇得出的结论。他不由得苦笑着摇摇头，可摇头丝毫也没有把郑璇从他的意识中驱赶出去。相反，她那淡淡一笑的温静样儿，久久地留在他的脑子里。

    严欣扛着锄头，慢慢地走向寨口。他穿的塑料凉鞋里，灌进了不少泥沙，脚底板上痒痒的，很难受。过堰塘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走到堰塘坎上，找到一块洁净的青石板，坐下来，了黑色的塑料鞋，把双脚浸在微温的堰塘水中。一动不动地坐着。

    很奇怪，他虽然觉得疲乏，可脑子里却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兴奋。什么东西在挑逗着他，使得他的情绪在久久的忧郁中勃然兴奋起来呢。

    他要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除了借调到区知青办的郭仁秀，沙坪寨集体户还有好几个姑娘，不声不响的朱福玲，小白脸丁剑萍，精于算计的陈佩君，老指望自己有所出息的邵幽芬。严欣记得很清楚，出工的时候，这几个姑娘全扛着锄头上坡了。而为什么，看到他一个人被罗世庆惩罚，其他姑娘都不闻不问，自顾自回到集体户去了，唯独郑璇，偏偏来帮助他呢？

    堰塘坎子上，五六棵粗壮的老柳树，条鱼似的叶子都长宽了。在入夜之后的轻风中，柳枝儿随着一阵阵低微的刷刷声，摇曳着、晃动着，把斑斑驳驳的月光，照在平如光镜的堰塘面上。有一条柳枝梢梢，拂到了严欣的脸上，撩得他的脸痒痒的，心热烘烘的。清澈的堰塘水，清晰地映出沙坪寨周遭的几座山峰，映出圆圆的月亮，映出明月旁边那一团一团白棉絮般堆叠的云彩。

    二十一岁的严欣，正处在思想成熟与未成熟之间的十字路口。他喜欢纵谈人生的意义，喜欢思索社会上的各类现象，这一二年来，上山下乡的经历使得他对许多固有的概念产生了怀疑，从而动摇了他原先的信念。一时间，他又找不到努力的方向，看不到他将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正处于低潮，情绪极端低落，感情冷漠，整天处在忧郁不悦之中，苦着个脸，要么几天不说一句话，要么开口就讲怪话、发牢骚，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学生时代，他可是个热爱读书，喜欢思索，正直诚实，喜怒极易露于言表的人。

    他的爸爸严勤，是个颇有名望的老学者，标准的书呆子。似乎从很小的时候起，严欣对爸爸就抱有成见，他觉得爸爸太死板、守旧，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比如说，人家的妈妈都有工作，都上班，可爸爸就不要妈妈上班，他要妈妈在家里照顾孩子，侍候他。因此，弄得严欣和姐姐严琳自小就不能上托儿所、幼儿园。说是让妈妈教育他们三个孩子嘛，他又要常来干涉妈妈的教育，逼着严欣每天早上非写完二十个大楷字才能吃早饭。要是不写完呢，非但没早饭吃，还要吃"麻栗子"，第二天仍要加倍写。要是这时候正碰到爸爸在火头上，那就等于讨一顿打。妈妈打人的时候，手举得高，可打在身上并不痛。但爸爸打起人来，面目狰狞，一点也不像个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倒像是电影上的地主、工头、资本家，常常痛得严欣睡不着觉。这样的人，在单位里挨批，是理所当然的事。文化大革命来了，爸爸被拖出去游街、批斗，红卫兵们用脚踢他，用铜头皮带抽他，在他脖子里挂上二十几斤重的黑牌子。爸爸原先的三百多块工资被扣剩了六十块，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姐姐、严欣和妹妹，房租要月月交，自来水费不知为啥越来越高，家中是苦透了。妹妹严丽看到妈妈买回一棵花菜，欢天喜地地叫："嗨，今天我家有花菜吃啰！"严琳红着眼把小妹妹抱在怀里，严欣却对爸爸、妈妈说："看，这就是我家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造成的。每天吃点青菜萝卜，严丽就觉得苦了。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糠咽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压迫的"话没说完，爸爸一个耳光打过来，把严欣的牙齿血也打出来了。严欣永远也忘不了这一耳光。而且使严欣感到奇怪的是，七斗八斗，不仅没把爸爸斗躺下，相反，外国人到中国，还提出要见他。真是活见鬼！只是当时没让爸爸去见，可也不斗他了，光是叫他坐在"牛棚"里写交代。严欣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上山下乡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正逢"九大"召开前夕，姚文元他们起草了一本新党章，拿下来要各界人士讨论，也是他们瞎了眼，把爸爸都叫去了。老"牛鬼"这下又神气了，他踌躇满志地换上了衣服，跑去开会了。到了会场上，他把"修改草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细细地读了一遍。讨论开始了，他头一个发言，说："这本草案不好。头一句话讲到林彪当接班人，就不好。这不是一本民主的党章"话没讲完，全场哗然，马上，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又把他隔离了。

    作为一个儿子，有这样的父亲，怎不感到厌恶和愤恨呢！再笨的人，也不会到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去胡言乱语啊！事情传开去，还有好些人不相信，说是编出来的，要揪编这类政治笑话的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由此可见，爸爸是多么反动，多么顽固，多么不识时务啊！为了这种种，严欣恨死了自己的爸爸，也因此而愈加敬重自己的叔叔严觉。

    在严家上一辈，严勤是老大，严觉是小弟。大哥与小弟之间，还有三姐妹，严欣叫她们大娘娘、二娘娘、小娘娘。他叫严觉，前面从不冠个小字，尽管他是小叔叔，但严欣仍尊称他叔叔。叔叔是解放后崛起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报纸杂志上，时常有他的诗作发表，新华书店橱窗里，有叔叔装帧美观、勒口封面的诗集。严觉两个字，还用烫金的手书体印出来，醒目极了。稍稍爱好文学的小青年都知道他，还入迷地背诵他的诗。在严欣班级里，就有好几个同学能背叔叔的诗，有一回学校开联欢会，还有人朗诵叔叔的抒情诗呢。在少年严欣的心目中，叔叔就是一个闪烁光彩的人物；随着年龄逐渐长大，浪漫的色彩开始减弱，现实的成分开始增长，严欣对叔叔愈加敬重了，你看他，新诗一首接一首发表，事业上一帆风顺，不说挨批判，就是批评，叔叔也从没挨过。还在小学里，严欣就最喜欢叔叔写的这么一首小诗：

    一路鲜花

    一路垂柳

    一路红旗迎风抖

    山乡春

    浓似酒

    岭上挂翠

    田里流油

    锣鼓儿响在大路口

    山歌儿

    悠悠悠悠多么有节奏感！就是严欣到了人生的暮年，也还能背诵这首诗。严欣记得，叔叔这首小诗作于一九六年，他到现今严欣插队落户的这一带来游历的途中。在小诗的下面，不是写着"于巴佬公社招待所"嘛！严欣到沙坪寨来插队落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叔叔这首诗的影响。沙坪寨属于连坪大队，连坪大队属于巴佬公社，严欣是到叔叔当年热情赞颂过的山乡来战斗了。

    文化大革命中，叔叔虽然也受到一点冲击，但他没被游街，也没被批斗，只不过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后来就到干校去了。当然，像爸爸那样的傻事，他是不会干的。

    插队落户啊，插队落户！你为什么这样严酷呢？严欣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乡下，现实生活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了。他看到了六十多岁的老农还要钻进煤洞挖煤炭，他看到了沙坪寨上的种种不平事。这里是有鲜花，也有垂柳，沙坪、高坪、中坪、牛场坪几个寨子，每个寨子也都有一面红旗，可田里流的不是油，油菜籽年年上交数都凑不齐，老百姓年年有愁粮的月头。沙坪寨上的马铁匠，他妻子也姓严，待严欣特别好，严欣常去他家玩。就在上个月，铁匠铺子的叮当声响不起来了，马铁匠家断了粮，天天吃洋芋坨坨糊肚皮，他挥不起大锤。马铁匠家七个娃娃，加上大人共九个人，一天要两升粮食才能填饱肚皮，可他没钱，买不起高至六七角一斤的米，只能吞吃洋芋，连吃了十一天，严欣亲眼看见，那天中午马铁匠咽不下洋芋了，跑到罗世庆家讨一罐茶水，就着茶水硬把洋芋吞下肚去。严欣看不过了，他把自己箩里的十几斤包谷，把妈妈给他寄来的四十斤全国粮票，偷偷塞给了马铁匠。马铁匠，四十六七岁的粗大汉子，一把抓住严欣，眼泪扑簌簌淌出来，落了一地。这眼泪落在地上，也流在严欣心里。他抬起头，看看坝墙上用石灰水刷得歪歪斜斜的一行大字标语：热烈祝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的目光变得深邃了，思想变得复杂了！

    最令严欣震惊的，就是黄文友和罗世庆为上海知青们组织的忆苦思甜会了。那天的主讲人是罗德光，就是六十多岁了还要钻进煤洞去的孤老汉。起先他讲的还有条理，说他在旧社会，没衣服穿，只得披麻布片；没鞋子穿，脚背上冻裂开几条大口子；给地主当长年帮工，时常吃不饱，还要挨打受骂，故而快四十了还没成家。解放后才讨到个婆娘，生了两个娃娃。讲着讲着，老汉就跑题了，他突然痛哭流涕地讲到饿饭那一年，他家没分到一颗粮食，婆娘饿死了，两个娃娃饿死了知识青年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解放前老汉没成家，咋个又饿死了人呢？严欣见老汉被罗世庆和黄文友连拉带哄地拖走了，忙问坐在身旁的马铁匠："他说的饿饭那一年，是哪一年？"

    马铁匠从嘴巴里拔出蓝花烟杆，吐了一泡口水，用只有严欣听得见的口气说：

    "哪一年，六年呗！"

    对严欣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事后，他到马铁匠家去问，马铁匠才一五一十细细地给他摆：六年，刮浮夸风，说是一株包谷上可以结七八个大果果，谷子亩产六千斤、七千斤。到收获季节，把所有的粮食搜罗来上交，也凑不足那个数，于是就在仓底下堆谷草，表面倒上一层谷子来蒙哄人。这么一做，当干部的满意了，老百姓可遭了殃。坡上的毛栗子、红子檬给掏光了，蕨苔挖光了，平时掏来煮猪潲的野菜也铲了个净，到哪儿去找吃的呀！人忍耐得，肚皮忍耐不得。罗德光解放后讨的婆娘和两个娃娃，就是饿饭那年死的。他没有死，是因为天天夜里到坡上田土里去偷吃长得只有拳头那么大的萝卜，才侥幸活下来。马铁匠一家没遭殃，是他正好给修铁路的工程队借去打钢钎，工资虽然不高，饭还是管饱的。

    啊，这就是"一路鲜花、一路垂柳，一路红旗迎风抖"的年头，这就是唱悠悠悠悠山歌的年头吗？叔叔啊叔叔，每个寨子都有人往外抬死尸，你没有看到，该听说吧；你没有听说，该有所感觉吧！人们饿着肚皮，哭都哭不出声，是谁在敲锣打鼓，是谁在唱山歌？

    严欣像得了神经错乱的病。叔叔严觉的形象，一下从五彩云端里，跌落进了粪坑。原来，他这些年来一帆风顺，意得志满，就是靠写这样的诗得来的！而爸爸，顽固的带着花岗岩脑袋的爸爸，不就是因为说了实话，才挨批的吗？严欣记起来了，关于大跃进，关于大炼钢铁，爸爸和叔叔是有过争论的。后来事实证明，说大炼钢铁是瞎胡闹的爸爸受了批判；写了歌大炼钢铁诗歌的叔叔晋升了一级。当年，幼稚的严欣是完全站在叔叔这一边的。而今天，远离了上海的严欣，开始意识到，错的不是爸爸，而是叔叔。爸爸只是说了实话，才吃了亏，才挂上二十几斤重的牌子。严欣悔恨得直想哭啊！

    面对着严峻的现实生活，严欣开始思索一系列的问题了。他开始变得深刻，变得孤僻，变忧郁，对一切都感到冷漠，不可信。

    恰在对现实提出种种疑问的时候，郑璇像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般闯进了他的生活。和她仅仅单独接触了一个晚上，严欣就觉得她是多么单纯，多么幼稚，和复杂的人世比起来，她简直就是一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宝石。你看她，还在相信沙坪寨上是一片光明，没有丑恶现象，相信粗暴的生产队长确实在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相信过去严欣相信过的一切！

    严欣只是觉得她幼稚，从未感到她可笑。相反，他还觉得郑璇的幼稚，恰好证明了她的纯洁。

    一种从未有过的，在艰苦的插队落户岁月中时时冒起而硬被压抑下去的情感，开始在严欣的身上萌动着。他双脚浸在堰塘水里，瞅着浮上水面呼吸新鲜空气的鲤鱼嘴一闭一合，清澈的塘面上，微微地荡开圈圈涟漪。

    "严欣，你还呆坐着干啥？快回去，集体户来客人啦！"

    离堰塘不远的石井边，一挑铅皮水桶"扑通"扔到井里，井台上，严欣的好朋友，戴一副架子眼镜的"秀才"顾易，朝他喊着。

    严欣应了一声，匆忙地洗了一下脚，跳起身来，随口问：

    "谁来了？"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们的'女革命家'来了，还要开会讨论问题呢！"顾易用揶揄的口吻说着，担起两桶水，摇摇晃晃走过来，和严欣一起，向沙坪寨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