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逃犯

，哭。老几不知道哭了有多久，也不知道人都散场了。从他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着他。哪个大队没看好大门，跑出个老头来，猴似的爬那么高去呜呜大哭？人都走光了老几还不知道，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那男孩要回家了，可是老几还没哭完，男孩只好抽了凳子。老几趴在地上，想把摔昏的脑袋歇清醒，但清洁工开始扫地了，灰尘、香烟头、瓜子壳几乎要把老几埋了。老几扶着墙往上爬。劳动改造了十年，给了老几一身好筋骨，居然一块骨头都没摔碎，抖落抖落，又大体可以上路了。

    回去还有十来公里的雪路要走。迈出两步，老几发现身上的确在疼，不是骨头筋络，是皮肉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直接蹭在棉袄里子上，一动就有一股疼过电般通过全身。老几经历的疼痛种类太多了，每一种都跟他处得很熟，这一种却完全陌生。

    老几嘶嘶地抽着冷气，走上了回七大队的路。随它去疼吧，随那粗硬的棉袄里子直接往神经网络上蹭吧。老几岔开两条腿，架起两条胳膊，支着脖子，使皮肉让开棉袄里子，就这样扎着架势走了几里路，跟疼痛相处惯了，双方都接受了彼此。再往前走，他步子快起来。

    对于老几，这是个如愿以偿之夜。他看到了会动会笑的小女儿。邓指曾说丹珏像老几，其实丹珏的尖下颏、鼓脑门都是婉喻的。婉喻最后一次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探视窗口，下巴尤其尖。楚楚可怜的婉喻。此刻老几用两只套着破烂手套的手捶打着自己的头、脸。偏偏被撇下的就是婉喻。他又呜呜地哭起来。

    自这一夜起“跑”这个字成了只挥之不去的虫，在黑暗里嗡嗡。那个穿白大褂仙子一般的小女儿看见“跑”到她面前的父亲会怎样？会惊还是会喜？他可别再哭了，他的模样已经够丑了！

    小女儿跟婉喻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小女儿还是单身，儿子结婚前就搬到学校给的住房去了。1948年去美国留学的大女儿只能通过香港一个朋友给婉喻写信。这都是婉喻信里讲给他听的。婉喻的信寄到一个神秘的“信箱”信箱前面一串数码。婉喻每一个秀丽的毛笔字都是给信箱后面一双双眼睛仔细地看过，才到达老几手中的。那一个个字多秀美，多单薄赤裸，它们无辜又无奈地给看过来看过去，他都为那些字害怕害羞。他不在乎自己的信给看过再到婉喻手里，他的字历练过了，厚颜了，他的字一次次爬上罪犯登记表格上，也一次次用去写监狱墙报、黑板报，一笔一划都给杀人犯、强xx犯、盗窃犯看熟了，被那些脏眼睛捕捉，再进入那些脏脑筋。而他受不了婉喻的字赤裸裸地给人看。

    活下去为什么？

    不“跑”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这个夜晚开始设计他的逃亡计划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我祖父陆焉识是从1963年11月16日开始做逃犯的。他为这次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所以应该说准备得相当充足。准备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学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学语言是我祖父的娱乐；第二，在监狱集市上拍卖了他储藏多年的英国呢大衣和两件毛衣，于是存下了46块9毛钱；第三，把两个纯金的袖扣和蓝宝石领带夹用一块一尺见方的黑布缝在棉袄里子上。

    在所有的出逃准备中，最难的是第三项，因为隐藏一根缝衣针和一团黑线在监狱里近乎不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发现，黑布以及针线将会派怎样致命的作用。准备就绪后，他天天伺候机会，但在实现了逃亡之后，他说不清是他发现了机会，还是机会发现了他。

    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他突然在临睡觉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任何刀剪都不准带进监狱大墙。他违背了监规，走出自己的监号，一个个监号地串门。他是个从不串门的人，此刻为了指甲而串门搭讪，问谁有指甲钳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谁还记得剪指甲这回事？留着指甲好处太多了，用它们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现成的工具。再说整天干糙活的手，指甲不是自动磨下去，就是自动劈了或断了，那不就自动修理指甲了吗？

    他串到第六个监号时，岗楼上的军人呵斥起来，叫他立刻回到自己号子去。他问军人可有指甲钳或者剪子借他，军人避开他的提问，更大声警告他，再不回号子他们就不客气了。那一夜他没睡着，感觉着指甲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第二天他跟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在等待有关指甲钳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准备都成熟了。根据他自己肠胃的活动，他约摸这是下午4点半左右。他和十来个犯人从早上就被派遣到这一带来清除“钢铁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达，都会指着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状的庞大异物发问：“那些都是什么东西？”

    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

    那些从高炉上拆下的砖头有的被砌入了糖厂的围墙，有的被垒成了副业队的宿舍。我祖父和两个狱友这天来到副业队和糖厂之间。老几在被逃亡诱惑的两年里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一个地方，他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离，哪里有个藏身处，从a点跑到b点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计算着糖厂和副业队宿舍之间的距离。我在这里说的“之间”和一般的空间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陆焉识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见糖厂和副业队宿舍的，最多看见一个灰色影子（副业队宿舍）和一个红色影子（糖厂）。草地上响着零敲碎打的金属声：犯人们先用嘎斯把钢铁垃圾割小，再用榔头敲。他们的活儿是愚公移山，把准金属碎块搬到三辆马车上。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军人说，他的手套让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他还搁了一副备用手套，请班长们允许他去取。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十个犯人，两个军人选择看守9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无期”自己去取手套。军人不愿意刑事犯们歇工。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来；他们不干没人看的活儿。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人有时需要这样心血来潮的最后催动。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3匹马当中的那匹青灰马。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72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军人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叵测的时刻，套被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