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尖却总无奈

    历史的车轮沉重地辗进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这一文明古国所承载的屈辱与血泪亦更现不堪。当我们将视角重新放入这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同样的吞咽苦泪与义愤填膺。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深处之情感为文化熏陶所致，这种底子里的民族优越感和认同感，让我们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同样以一个“中国人”概念来描述自己。然而，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都架在了中国人的身上，我们有激情，我们有反抗，我们深思救亡图存的道路，我们有腥风血雨中荜路褴褛，开启山林。

    回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了这些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慈禧，光绪诸此等等。时至今日，我们再重新面对这些名字的时候，对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这些人，是赞赏外加挽惜；对光绪皇帝则给予深深地同情，对慈禧则深恶痛绝，对曾李这对师徒则目为农民起义的反动镇压者，而后者，更贬之为罪孽深重以致于遗臭万年的卖国求荣之辈。

    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当我们读过梁任公的李鸿章传后，或许可以发现，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先前是高中历史课的时候，李鸿章由初略印象中的卖国贼变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改革之失败者；而现在，我深深地同情李鸿章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赤诚胸怀，他处在历史之大变革与大无奈的风头浪尖，他努力自强以图救中国，然而由于种种内外条件的束缚和限制，加上自己本身固有的某些不足或缺陷，他终于还是失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么？抑或由李鸿章来担负这样一个角色亦不过是偶然为之？这些我们都不必强求明解。当明了到李鸿章的困顿和挣扎之后，心中剩下的就只有对他的沉痛之同情和大无奈了。

    对左宗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率军出关收复了由俄国占领地新疆，我们目之为民族英雄，这是事实；对张之洞，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率军在中法战争中重创法国，维护了正义和民族的尊严，我们目之为民族英雄，这也是事实。但对于李鸿章，我们却绝不会有这样的认同，因为他在海防塞防之争中力主放弃新疆，在中法越南纠纷以至后来战争中主张妥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退让自保以至兵败国侮，在中日战后谈判中更签订了丧权辱国之马关条约，不错，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李鸿章的过错，然而，他真的卖国么？我现在已不这样认为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深深的思考。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出错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多作事儿的人，而那些不作事儿的人是不会或者很少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是不以成败来论英雄的，同样政治也是不以情感来论忠奸的。或许魏征曾经说过，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穷，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为臣者宁做良臣，而不做忠臣。是的，所谓之忠奸区别不过是道德对于政治的要求，但是现代政治不是一种道德造就的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德治国之主张到了近代，无疑产生了难足弥补之缺陷。李鸿章或许明白，在当时的情势下，中国最最需要的是良臣，而忠臣的作用却并不大。政治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的，政治也不是一件依靠情绪就可以成功的事物，政治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如果没有学会妥协，则必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显然，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在满朝文武无一懂政治的历史尴尬时期，他却成了“庸众中的杰士”（袁伟时语）。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摆正个人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正确区分个人和环境两种因素对于这一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事件的不同影响。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这一原则。然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些情感的狂热者，而缺少理性地睿智剖析，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也往往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故而忽视了种种本不该忽视的东西。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建国以来，我们的史学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

    然而，梁任公却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或许李鸿章有过许许多多的过失甚至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对之加以否认，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