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掉尾巴是否可以轻装上阵

但他不一定会做人。譬如博士生因几分之差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导师和同学，譬如博士生被农民拐卖终至精神失常。缺少伦理教化的教育把自身推向了绝境，曾经一时风起的读书无用论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愤慨。

    愤慨归愤慨，我们还是要说教育本身的功用并未因此而减弱，相反，在教学改革中缺乏的仅是提纲挈领。纲举才能目张，拨乱便可返正。纠正以往与传统文化间的不正常关系，重新疏理国学中有价值的部分，重建社会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

    古代小学读本三字经中写道：“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若亲目”读历史的目的在于知道过去，了解未来，让人每每行事能因此“不逾于矩”同样是德的范畴。没有道德约束的人才，越是对艺精研，其造恶程度就越大。中西方文化差异性尽管很大，唯独对道德伦理的构建从来未曾放松过，小布什要求美国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就很耐人寻味，尽管拥有两百多年的法制之路，但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内心的审度不可忽略，在高悬法律之剑的同时，加上上帝的目光，对灵魂的拷问变得更为严厉而无懈可击。

    一向处于多神教的中国人，信仰的选择呈多样性，譬如零食，各有偏好，不吃也未尝不可。因为仅仅一部儒学对于国人道德伦理的构造已绰绰有余。作为儒学的先驱，孔子一向强调“敬鬼神而远之”道德与良知的树立不是依靠哪个天降之神，而是内求而证，故而有“吾日三省乎吾身”拿儒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个人修养，这多少有些象佛教中所说，人人皆有佛性，内求而得。

    这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个人修为，涵盖了人才的方方面面，孔门弟子能因材而受教，主要得益于儒学中对人才的划分，个性刚猛的子路，能统御三军，决胜千里之外，但从政却可能因过刚而折；胸襟超然的子贡，聪明通达，往往可以做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但却不一定肯从政（果然此后也被孔子不幸言中）；多才多艺，名士气味颇大的冉求也不可从政，［4］唯有将三者的“果”、“达”、“艺”综合在一起，才构成儒学中完美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儒”

    可以想见，把今天大面积生产而铸压出来的人才，拿到儒家面前去衡量，都是不合格的，我们都有经验，凡是新毕业的学生，走入工作岗位，在前三年基本是无用的，排开技术层面不说，单就社会人情的通达，团体的协作，非十至十五年的功夫不可，这样的人才成本高昂程度难以想像，造成这样的现状，与教育内核缺失不无关系。教书育人，教书往往多于育人，一批批带着迷茫走进校门的学生，带着更大的迷茫与失落离开校门，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注定生产出一批批需要柱着拐杖才能行走于人生旅程的怪物。有人预言以前很少涉及的心理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的热门话题，心理咨询将是现在以至未来越来越热的行业，不无道理。

    要脱身于此，只有重构文化根基，立足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培根固本，唯其根深才能叶茂，一门独专，博采众长，才不至于迷失在文化的追星潮中。

    写到这里，突然记起傅雷对文化的一段评述：“一个人到了老年，他的思想和行为总不出两途：（一）是极端的顽固守旧；（二）是像小孩般的天真与幼稚。一个衰老的民族亦是这样。或者是固执传统与成见而严拒新思想，或者是不问是非，毫无理智地跟着人家乱跑。显然前者比后者更有再生——或者说返老还童——的希望。因为前者虽然固执，但究竟还在运用他的头脑。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表面上虽然要维持它古文化的尊严而努力摒拒新文化，但良心上已经在暗暗地估量这新文化的价值，把它与固有文化的价值评衡。于是在民族的内生命上，发生一种新和旧的交战，一种crise。于是它的前途在潜滋暗长中萌孽起来。至于天真而幼稚的老民族，根本已失掉了自我意识，失掉了理智的主宰，它只有人云亦云地今天望东，明天望西的乱奔乱窜；怎么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5］

    逝者已矣，这些话今天看起来依然清新怡人！

    ［1］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2］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3］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

    ［4］论语别裁南怀瑾

    ［5］傅雷艺术随笔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