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收容了我

吃。他们的凶神恶煞吓得我迅速地窜进车厢里。我当时还有一丝幻想，认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顶多在收容所里关押几天就会放出来让我重见天日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当然会让我很快重获自由的。

    车里有十多个人，太挤了。那时候没有学会抽烟，别人吐出来的烟雾熏得我咳个不停。今天早上在出租屋楼下抽草烟的老头也在此列。

    车子不知行驶了多久。我一直在猜测：他们会把我送到哪去呢？真的会去收容所吗？我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我想家了。我的心伴着车的摇晃点点在下沉。初入社会，就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儿。家里的爸爸妈妈还以为我在厂里上班呢，谁知道我正坐在一辆不知要开到哪儿去的货车上。我记得爸妈把我送到村口，在车门要关上的一刹那，妈妈还紧追上客车，用力地拍打车门，说的最后一句话还在耳边回响：“悲月客，（请恕我不便我说出真实姓名，后面同样）在外面要注意冷暖，要注意安全，多打电话回家！”等我在车里站稳后，透过模糊的车窗，还看见妈妈站在马路边最高的土堆上伸长脖子张望着。

    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我慌乱地揩了揩，但怎么也止不住，出来也有几个月了，没料到想家想得最心乱的时候，竟然是在此时！莫非人在这种境况下才会从想家中得到安全感？

    车终于停下来了。听到打开车门的声音。

    原来车子开到一个院子里来了，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直到今天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回想起。我只记得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的光景。

    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命令我们站一排。让我不解的是，这个官员没有大肚皮，但说话的声音很大：“大家站好！请把身上所有的金属取下来，放在自己的脚下！”

    于是有人带头把自己的皮带都脱下来了，我看到那个曾抽草烟的老头把打火机也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被分开到几个房间里。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说：“开饭了！”真没想到，菜里还有一块肉。没到十分钟，就有人来收碗了。我们把碗从铁门的栏杆间隙里像刚才领饭一样递出去。

    这个房间有点像工厂里的宿舍，分上下铺。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帮我们找好了工作？这顿饭要不要钱呢？只可惜没有水喝，或者没有汤喝，看来也不是一个正规的工厂呢。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一阵，就想上厕所。就在我把拉链刚刚拉上去时，两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对我说：“朋友，你是哪里的？”

    我见他很友好的样子，就说：“湖南的。”

    他笑了，说：“哟，老乡啊。我也是湖南的，湖南张家界的。”张家界这么出名，我当然知道这个地方，于是也笑了。

    他笑完，皱了一下眉头，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说：“老乡，帮个忙吧，借几个钱抽烟怎么样啊？”

    既然是老乡，借几个小钱又有何难？我问：“要多少？给你五块钱吧！”

    没想到他立刻生气了：“你说什么啊？五块钱？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

    他一说完，旁边那个胖子立刻在我的额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快点！”

    我怀疑刚才把四百块钱藏在内裤里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但我仍然说：“不好意思，身上没钱！”

    瘦个子一巴掌扫向我的脸，指甲划得脸上火辣辣地痛。他恶狠狠地说：“要我搜吗？搜到了你今后可没好日子过！”

    不知道在这个肮脏的房间里呆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去，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心虚了，头上开始冒汗。

    因为没有皮带，胖子的手以极快的速度伸到我的内裤里，那四百块钱就这样显形露迹了。

    瘦高个子一拳击在我的脸上，踢了我一脚：“听话点，有你好处，还说没钱，这是什么？他妈的！”

    我眼冒金星，酸泪直流，蹲在地上，狠命地用手扯着头发。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当时真的太幼稚了，不知道大声叫喊，听说收容所对这样的事处理得很认真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床上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来开门了。我真想对那个开门的人说出刚才被抢的事。可是胆怯战胜了理智。原来他来开门，又要叫我们上车了。我们停留的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中转站。我到现在还感谢他们的那一碗饭，它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也不能随便饿死的。我们身上还有油水可捞的。

    我忽然感到的自己命原来并不怎么珍贵，可以让他们随便放到什么地方。我们宿舍的人上了同一辆车。上车前，前途的迷茫逼我问了一句：“请问我们还要到哪里去？”

    先回答我的只有飞向我的一脚，这一脚是闪过了，但他嘴里的话却无法闪避：“问那么多干嘛？到某某(不便说出来)收容所的，离这里有几百里。”我脑海一片空白，瘫坐在车上像一个活死人，任凭车子怎样晃荡。我的心就像狂浪中任凭风雨摆布的一叶小舟。我该怎样面对那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收容生涯啊？

    晕晕沉沉的不知道坐了多久。暮春的风从车窗吹进淡淡的青草香味，伴着些许的微寒渗进来。我居然听到了牛叫和犬吠，大概车子正穿过某个村庄。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看，只能看到明媚春光的一角，于是更显珍贵。那一晃而过的葱郁绿树，零星的红花，在风中摇摆。就在车子上坡要加油的一刹那间，一个牵着牛绳的小娃娃用沾满泥水的小手擦拭眼眶，茫然地看着贴近车窗的我。

    车厢里渐渐昏暗起来，大约到黄昏的时候，车子驶进了一片山林，颠簸得有些厉害。山路很静，偶尔几声鸟鸣，混乱了我的错觉。先前总以为这辆车正向黑暗的地狱滑去，自由和快乐将会成了犹如车外逝去的风景。窗外擦过车身的树叶触手可及，可感到它们却远在天边。恐惧强烈地弥漫车厢。我忽然听到车厢里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黑皮肤女孩开始在低泣了，压抑的低泣声动摇了车厢里令人窒息的安静。她头发散乱，紧咬下唇，十指牢牢地扣在一起，上衣最下面的一粒钮扣摇摇欲坠。我无数次试过用手去摇晃车窗上的铁栏杆，试图在半路中逃跑。但没过一阵子，就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再次睁开疲倦的双眼，看见很多剃光头的年轻人在砌房子，不远处，荷枪实弹的守卫员立得笔直。

    我怎么会到这里？我犯了什么法了？委屈渐渐变成了绝望。

    大家下了车。被几个持着枪的公安人员押着全部蹲在平地上，我们的双手放在背后。

    平地上，我们前面三米远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杯茶。桌子后面站着一个人。他点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把我们扫了一眼，围着凳子慢慢地转了一圈，然后才四平八稳地落座。他弹了弹烟灰，把自己光亮的皮鞋审视了一番，抬起头，优雅地喝了一口茶。最后，还是把眼睛盯在皮鞋上，嘴里在动着：“大家听好，既然大家来了，就要老实点。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有钱的，可以拿两百块钱自保。自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拿钱，我放人，就这么简单。现在有钱的可以先走出来。”他说出的每一个字我听得很清楚，可能是因为他“财大气粗”的缘故。他说完，又对着皮鞋轻轻地吹了一口气，也许是刚才不小心把烟灰弹到上面去了。我一看到当他说出“有钱的”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突然泛出的光彩比他脚上的皮鞋要亮得多，就连他帽子上的国徽发出的光辉都要失色三分。

    我的肠子悔得要发青了。我看见抢我四百块钱的两个人走了出来，交上钱，由工作人员护送出去了。就在他们交钱的一刹那间，我真想冲向前，向那个说话的人“报案”但细想一下：我没有证据，又能怎么样呢？这个人应该代表着正义，但是正义会因为我的证据不足而成了帮凶也说不定。

    在我绝望的时候，那个人继续说话了：“等下你们分配到各个房间的时候，有人会问你们家里或朋友的电话号码，我们会要他们拿钱来保人。在五天之内没有人来保你出去，只有去干活了。好了，工作人员把他们押进房间！”

    他闭着眼皮缓缓地站起身来。我发现他帽子上的国徽怎么看都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币。

    我糊里糊涂地被推进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陷进去的地板，两边高点的地面就是两张特大的水泥床板。我腿一软，就倒在床上，好像睡了半个小时左右，房间里有些热闹起来。原来是送饭的来了。我领了一份。刚动筷子，一个浑身雕龙画虎的大块头来到面前，说：“兄弟我今天的菜不够啊，饭也不够！”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转过身不看他。他也转过身来，说：“你是个聪明人，要我动手吗？”他说完，蹲下来把自己的碗往我面前一放。我终于明白了，忍痛把自己的菜和饭的大多半都分给他。他笑了一下，站起身，突然抬起脚向我的肚皮袭来。我没料到他有这么一着，反应迟了一点，重重挨了一下，痛得眦牙裂嘴却不敢出声。

    进去没到一个小时，就有人来抄电话号码了。和我同进来的一共有五个人。前面四个报完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轮到我了。我几次试着爬起来都倒下了，最后终于站起来稳住了。门外是两个年轻人。一个拿着警棍，另一个拿着笔和本子。拿警棍的那个帽子好像歪得太厉害了，几乎看不见他的右眼，但从帽子下射来的两道寒光让我不寒而栗。

    幸运的是，就在当天，我被调换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分为两派：湖南和四川两派。我被推进去没站稳，一个非常高大的猛男向我走来：“你是哪里人？”我老实回答：“湖南的。”

    他又问：“湖南哪里的？”我猜想他也是湖南的，不然不会问这么详细。

    “衡阳的。”我怯怯地说。

    “好！又来了一个老乡，告诉你，我是耒阳的，我们是真正的老乡，身份证有吗？我要看看！”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出来了。因为他又用家乡话问：“吗理进来咯？”

    他把身份证还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要怕，我们这个房间湖南人多！”

    而和我一起进这个房间的一个湖北男孩就没有我的运气了。一个四川人问他：“你是哪里人？”

    他倒有一些聪明，听出了是四川口音，忙说：“四川的。”

    “哦？是吗？拿身份证出来看看！”

    接着，我听到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个问话的四川人大怒：“他妈的，你不是湖北的吗？说啥子四川的？！”

    那一夜睡得真香，只不过厕所也在房间里，它周围只用将近30厘米高的砖头围住一个小正方形。蚊子肆无忌惮地吻遍所有人的皮肤。

    第二天，一直到下午才听到喇叭里传来我的名字。我便对着铁门大声呼喊。我先前看到有几个人，当喇叭里传来自己的名字时，都会尽力大叫，好让工作人员听到。

    我边叫边兴奋地推门。

    门打开了。一个戴帽子的人抽着烟，眯着眼问我：“黄秀苹是你什么人？”

    我知道他们打电话给我姐姐了，连忙说：“是我堂姐。”

    我便放了出来。

    当我心有余悸地回头望，看见那些老乡在门的格子里伸出长长的手向我示别。我向他们点了点头，并沉重地挥了挥手，酸楚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洒落下来。我不知道他们还要关多久？心中的委屈还要憋到什么时候？在那个房间里，那些老乡对我真的很好，鼓励我不要怕，没有犯罪，迟早会出去的。

    我加快步伐走出最后那个好大的一个院子时，发现自己对'院子'模样的建筑有了恐惧症，人的尊严和人格在里面不值一钱，只有铜臭至尊为上。当走出大门没几步，便听到身后一阵轰隆隆的关门声。我叹息了一下，门是关上了，却永远关不住曾经进去的人对收容所的黑色回忆。

    大门口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小伙子走上来，非常有礼貌地问我：“请问你叫悲月客吗”

    我想都没想就说：“是的，请问你是？”

    他原来是我堂姐的朋友，本地人，和我堂姐曾经是同事。他今天受我堂姐所托带钱来保我出去的。

    他友好的伸出手来，我快步向前，把他的右手抓得紧紧的，很久都没有放开。

    他没有推开我的手，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手背，轻轻地说：“好了，没事了。累了吧？应该是累了，不要怕，出来了。等下我们去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