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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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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讲:“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话剧演到此处时,掌声一片。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管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小人专与他捣乱。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强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出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进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妓女打死。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出要让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软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阴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仿佛从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管我们武艺不甚高。打得多了,艺自然会高,路自然会平。

    还是那句老话,夜正长,路也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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