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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7章正当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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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朝廷追查的重要对象之一。杨荣当着胡滢和杨四海等人的面说:“目前最要紧的事,得马上派人回京在内阁库房中找到当年宋和的字迹,予以对照真伪。

    宋和中过进士,在文渊阁库房(后来的西库)中肯定有存档卷宗,就算他当年的殿试文章原本都应该找得出来。”大明朝本质上是文官治国,各种案牍制度已相当成熟,所以就算过去二十多年的东西也有存档。

    连当年太祖时期用玺签发的圣旨政令全都有副本存放。胡滢以为然,出谋划策道:“杨公虽然是内阁阁臣、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亲自回京,是有权力查文渊阁库房的档案的。

    不过要离开行宫,得先面圣才是。咱们谋划的事可以向皇上先行奏报,不过尚未完善之前,可请皇上搁置暂不告诉朝廷大臣”杨荣心里清楚,胡滢提到的“暂不告诉朝廷大臣”中的大臣主要指杨士奇。

    为了保密性,杨士奇显然已经被他们排斥在这件事的圈子之外。不过大家哪怕在私下里谈论,也只能通过暗示,不敢直接“诬陷”杨士奇。

    因为杨士奇现在还做着内阁首辅。内阁建立于太祖年间,一开始只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品级低且无实权。但是宣德皇帝登基后,立志逐渐重塑更加合理完善的权力格局,首开阁臣兼任尚书部堂的先例,阁臣的权力自此极大地上升。

    明朝无宰相,但内阁阁臣很多时期比宰相权力大历代宰相一般只有决策权。但明朝阁臣既参与制定国家大政的决策,又同时通过掌控六部直接拥有执行权。

    (按照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明朝太祖初期也有中书省,相当于宰相。)少数几个人既参与决策、又掌握执行程序是什么状况?一句话便是,几个人在皇帝跟前商量一下帝国事务该怎么怎么办,然后散会就可以各自去办了,几乎没人能管到他们。

    这也是明朝背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名声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杨士奇作为宣德皇帝的内阁首辅,是位极人臣的地位,只要他一天在位置上,什么虫虫马马的官僚哪敢轻易说他的好歹?

    不过因为杨士奇不幸曾经和湖广大匪湘王交情非浅,明显如今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地位下降。只是因为没有一点证据证明杨士奇和张宁还有关系,宣德帝朱瞻基暂时并不想动杨士奇这样的重要人物。

    权力中枢的成员稳定、是一个政权成熟的标志之一,宣德帝深谙其中之道,他不是个胡来的政治家。于此相比,后来的崇祯帝一朝十几年换了五十多个内阁大臣,其糟糕的程度可见一斑。

    杨荣等人商量了一番,分工合作。由杨荣亲自去见皇帝,然后赶回京师到文渊阁库房查档,寻找证据。胡滢留在扬州“行在”衙门,负责与锦衣卫南镇抚司保持联络,掌握和谋划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这时,年轻的杨四海再次提出了大胆而具有想象力的假设:“江西谋反的人既然能得到宋和这等人物在左右,必非寻常。建文在武昌。又不可能是张宁的人。那么叛军打着建文太子的旗号就极可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湘王一党和建文及其太子有隙,那建文太子起兵失败后,下官认为正是湘王铲除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建文太子去了哪里?或许他是不是已经被湘王密谋害死了?”

    因长江以南的无论湘王还是汉王,目前都没有能力布局北渡进取,故朝廷的江防是很不严密的。

    江湖从来只能防大军,防不了细作,连绵几千里的大江若是严密控防不知要耗费几许。桃花仙子等一行十余人从武昌出发,轻易渡过了长江,在北面只要行事小心同样困难不大。

    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子是辛未,曾做过内侍省的白衣侍卫。有女子在一起,也方面她们相互照顾,而其他的随从都是从内侍省挑选出来的孔武汉子。

    他们事先伪造了能以假乱真的路引印信等物,不过这东西只能权当准备着用于不时之需,平素用不上,毕竟是假的、拿出来也有风险。大明朝法理上是禁止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之外的子民擅离家乡,所以有路引这种东西的存在。

    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容易控制,灾荒之年的流民、贩夫走卒、跑江湖的三教九流,哪里有什么官方开据的路引,照样是遍天下乱跑。何况天地方圆,不止一条路可走。如果人少就可以不走官道隘口,而选择较为难行的小路。

    便如大别山是大股军队调动的极大障碍,军方只要守关就能防御。不过若是三五成群的旅人,为了避免麻烦翻山越林也是可以的。武昌到扬州一千多里路,一行人马匹备齐轻装上路,不到十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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