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童话

    　　郑家湾现埋活人事件发生在公元1949年的春天。四镇八乡看热闹的人至今还记得，当时路边的桃花十分灿烂，灼灼娇姿映得那个鹅池都红了。奠耳河粼粼的波浪和岸柳相映成趣，轻狂的柳絮满世界张扬飞舞。麦苗肥硕豆秧健壮，穿越田间小路的人们甚至听到豆杆内汁液的流淌声和麦苗拔节的啪啪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已经全面总动员准备横渡天堑长江了；而浙南沿海山重水复的郑家湾却依旧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象峰山的三个巅峰上，并排儿造起了三个炮楼，荷枪实弹的联防部队警惕地把枪口对准山下来往的百姓。

    那是个晴好的上午，收拾得体体面面的妈抱着我的妹妹拖着我的弟弟看外婆去了，而把气鼓鼓的我留在了自家的门槛上。其实外婆就在同村，只要我撒开小腿穿过那条辘轳把胡同就到。可是妈妈不同意，她说得留一个人看家。愤怒的我从柴仓里抽了根荆条，把一切胆敢经过或靠近门槛的鸡鸭狗猫抽得鬼哭狼嚎，在解气的同时完成我看家的任务。就在这时节我父亲出乎意外地回到了家里，音乐教师的他那个时间按理应该站在柳市学堂的教台上，扬着教鞭指挥着他的学生们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怒气顿消。赶紧起身迎了上去。要知道，我一向喜欢爸爸而有些反对妈妈，爸爸从来不会将我一个人丢在家里而带了弟妹们走亲戚的。这时候，我盼望得到父亲的安慰和呵护。可是爸爸破天荒地没理我，他进屋不知道鼓捣些什么，然后好像拿了点什么就匆匆忙忙地从后门出去了。后门有两个男娃儿，举着个双连鱼形风筝，一甩一甩地跑着放，可因为没有风，终于也没能放上天去。我百无聊赖地回到我的门槛上，看着我家花狗委屈地趴在篱笆旁，和我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空荡荡的院落里堵满了懒洋洋的油菜花香，蜜蜂的嗡嗡营营弄得我昏昏欲睡。

    忽然，母狗阿花怪怪地呜了一声，我猛一激灵，看见十来个身穿黑色制服肩背长枪的家伙踏进我家大门并向我冲来。一个胖墩大盖帽用本地话问我：你爸呢？

    四岁半的我认不得他们是何种人物，也不大知道害怕。我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们，怔怔地指了指后门说，走了。胖墩耐心地追问：上哪儿去了？这时候我有点反应过来了，我自作聪明地——甚至还有点卖乖地说：准是到柳市学堂去了。那帮人不再理会我，踩着纷沓粗重的步履，匆匆地从我家后门跑出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那帮人叫“郑耀联防部队”是专门来抓我父亲和前湾的郑加寿去活埋的。因为我父亲奉命购置了一批枪支弹药，让郑加寿用“舴艋舟”给南溪山里的浙南游击队——三五支队送去。由于我当时那么认真地给坏蛋指路，多少年来，我一直被亲属和郑家湾当作笨蛋而名声大噪。

    抓我父亲和郑加寿活埋的消息是被郑耀的伙夫听到的，这个有着一张弥勒佛般脸庞的伙夫又是我爸的得意门生郑竖竖的父亲。郑竖竖的父亲咕噜着肉也吃完了，豆也吃光了，鸡蛋也没剩几只了，就挑了对箩筐从炮楼下到象峰山脚下，刚好碰上了“豆腐三指”的童养媳春荠挑了担滴滴哒哒的水豆腐在叫卖。春荠十岁讨饭来到郑家湾，到这年已经二十岁了，属于苦大仇深要和共产党亲近的人物。气急败坏的伙夫对春荠说：

    “快快，你去前湾找郑加寿，我去柳市学堂找钱先生，”他指了指象峰山尖“要活栽他们了，活栽！”

    郑家湾把“活埋”叫做“活栽”这种说法让我的认知过程产生误会。可是春荠立即就明白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扔了豆腐担子，朝着郑家湾的前湾撒腿就跑。郑家湾分后湾中湾前湾，南北距离差不多五里，靠郑竖竖老爸一人显然跑不过来。卖豆腐生涯练得春荠健步如飞，她义无反顾地向前跑着，可在经过她自家门口时，却被豆腐三指逮了个正着。“豆腐三指”的食指和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紧紧地粘连在一起，他的双手看起来就像一对庞大的鹅掌。有一次我拿了一文铜钱和一口搪瓷碗去他的豆腐店，豆腐三指抓起块微微颤动的豆腐就往我的碗里扔，当他的手掌脱离豆腐的刹那间，我清楚地看见他那只脉络清楚的、却长着些肮脏的黄褐色疙瘩的“鹅蹼”害得我从那以后一看到豆腐就恶心。

    豆腐三指的酒糟鼻子兴奋得像五月的草莓那样鲜艳欲滴。“我抓住你了！总算让我抓住了！”他一把揪住春荠的头发把她向脑后揪去，另一只鹅蹼就扇风炉一样地扇春荠的嘴巴“你这个烂货，我叫你放着豆腐不卖疯跑疯癫的轧姘头！”春荠分辩，挣扎，没有用。这时侯，拖了三条拖轮的小火轮正怒吼着从奠耳河里驶过，春荠知道再也耽误不起了，就哭喊起来：郑耀部队要抓郑加寿去活栽了！三指头把自己的酒糟鼻凑近童养媳好看的鼻子，他那模样很像一条立起来的蛇：当真要活栽？春荠说：不赶紧他就没命了！豆腐三指朝老婆的下身踢了两脚，却把嗓门压得低低的：“我也四十岁，郑加寿也四十岁，凭什么我一个儿子囡儿也弄不出，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出了八个？好处不能都让他占齐了，他加寿就该减减寿了。”春荠说，三指头，说这话不怕天打五雷轰！豆腐三指说：你心疼了？你想借他的种子生儿啊？你这姘头轧得好！我叫你通匪！我叫你共产共妻！”春荠嚷着“救命，救救加寿的命！”三指头抓了条破棉裤套住了老婆的头，然后又是一顿拳脚，打软了的春荠被豆腐三指用一根棕绳拴在磨凳上，把通风报信的时机活活的给耽误了。

    郑加寿当时正在家里舂米。舴艋舟老大一家十四口人，他家的米缸总是下得快。而舂米又是个力气活，他那个小脚老婆只有添添谷子筛筛米的份儿，而他的老娘老爸爷爷奶奶和八个娃儿更是对付不了那对笨重的杵臼。见了那帮黑狗子，郑加寿扔了石杵就跑，却被扑上来的联防队员按住，七手八脚绑了个严严实实，然后他们牵着那根绰绰有余的绳头，一直牵到了象峰山尖的炮台上。

    那天我父亲从后门出走后，本来是要去找三五支队的。可是他一举头，就发现象峰山尖炮楼的眼子里都伸出了机枪把子；他攀上大榕树瞧瞧，通向湾外头的三条路上都有联防队员在转来转去。于是他放弃了大路折向曲曲弯弯的田间小路，一直向庄稼的深处走去。郑家湾是勤劳的，田地被收拾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春天的农作物张开它们宽阔温暖的胸怀准备拥抱我的父亲。父亲选择了一片叫做“裸麦”的麦田，那坚挺强劲的麦杆勇敢地屹立着，像成千上万的健儿严阵以待，仿佛要誓死保护我被追捕的父亲。父亲在那里待了三天三夜，渴了，承接些麦叶上的露珠儿；饿了，就拔些麦下青青的嫩草，将那浆液嚼了下去。

    一直到了第四个深夜。那是个名副其实的黑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极细极微的磷火像鬼魅般地闪闪烁烁。父亲估计搜捕的联防队和夜巡的狗们都已经殆倦，就站起了身，活动了一下筋骨，然后迈开了他的长腿，大踏步地往南溪山里走去。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家已经是那天的傍晚。她显然是吓坏了，一次又一次地查问那些背枪的家伙怎么从我家前门进来，又怎么从后门出去，翻来复去地打听那些黑狗子说了些什么。接着她表现了典型的尿频，她从马桶上起来扎好裤带，刚刚在屋里转了一圈，又来到马桶前面去解裤带。妈妈咕哝着不久前爸爸坚持把自家的三十亩水田卖掉的事，说是柳市学堂要扩建教学大楼。妈当时还说，卖了水田一家大小喝西北风啊？爸说，教书有薪水。妈又说，你又不是校长，这么操心做什么？爸回答说，赶明儿学校就是我们自己的了。当时母亲对父亲的话还半懂不懂，此刻母亲才有点悟出，敢情父亲是拿钱去买武器了？想到这里，母亲浑身的汗毛不由得一根一根的都矗了起来。

    母亲从此不但扔下了我，而且连弟弟妹妹也一起扔下，她每天起早沿着坑坑洼洼的奠耳河岸，跑那么五里路去柳市学堂，企望着从众多的师生中找出我的父亲来。每每失望之后，她又来到了奠耳河边的大榕树下，等待那从温州过来的小火轮。不知为什么，母亲总固执地认为父亲会从温州那个方向来。日复一日的等待，亭亭华盖的大榕树和亭亭玉立的妈妈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站在轮船背干活的伙计可怜她，他常常是一边给靠埠的轮船带缆，一边递给我母亲几张当天的报纸，盼望母亲会从报纸上找出我父亲的什么消息来。

    牛头山谷其实是个小小的盆地，它像一口庞然大镬仰放在苍穹之下。活栽郑加寿的地点就选在镬肚脐里。那天下午“大镬”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黑压压的、攒动着的人头活像煮开了满满一镬的黑米稀粥，而脚下的豆麦全都踩成了烂污的泥浆。郑家湾从古到今埋过许多死人，可现埋活人还是第一次。谁也不愿意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大场面。

    母狗阿花首先冲出门去。我跟着亢奋的、嚷嚷着“活栽活栽”的人流，跌跌撞撞地往前跑。傻乎乎的我以为活栽人和活栽树活栽稻秧是差不多的事，栽下去过些日子会长得更大更高。奔跑的过程中我摔了个嘴啃泥。人们嚷嚷着囡儿摔倒了囡儿摔倒了，一个个奋不顾身地从我的身上跳了过去。我看到了邻居阿金叔，只要我父亲在家，这个人一准会摸到父亲的书房，总是喊我给他拿火柴点烟，然后和我父亲聊个没完没了。我望着枪林弹雨般的腿脚使劲哭喊，阿金叔！拉我牵我！可是阿金好像没听见，他脸色青青的从我身上跨了过去，还踩痛了我的一条腿。我眼看就要被人踩死了，这时节，那个总是给人打工的光头老五经过了我的身旁并发现了我，他一把扛起了我像扛起一袋米放在肩上继续赶路。

    “大镬”真是个好看台，人们顺着镬体居高临下一览无余。老五把我放在一棵枫树上，我就像一只蹲窝的鸟儿找了个结实的杈丫蹲了下来。我看到十来个“黑狗子”团团围在镬底，中间那个五花大绑的肯定就是郑加寿了。我听见树下有人叹息说：

    “郑加寿这条命可断送在他家十四个吃口上了。”

    “还不只是吃口，他还供着他那帮儿囡读书呢！”

    “亏本生意没人干，杀头生意有人做。”

    “怎么这样说话？”光头老五怒气冲冲地说“人家也是帮穷人打天下呢。”

    一个穿长衫的回敬老五说：“光头鬼，穷人打赢了天下又怎么样？你光头就穿上鞋袜不种田了？”

    “说不定还叫咱们光头当官呢！”另一个穿西装的说。

    人群哄笑起来。光头想说什么，却好像不是那帮人的对手，只是呼哧呼哧地出大气。又有人说，吵什么样吵！弄不好把你们统统都给活栽了。

    这时节，一个瘦瘦长长、模样如螳螂的黑狗子将一把铁锹在郑加寿前面一插，命令说：挖坑！

    郑加寿说了句什么，站在山坡上的人都没听见，人们焦急地互相问着他怎么说怎么说？就有下边的人传过话来，说是你们拿了饷银还舍不得力气挖坑啊？看客们也觉得愤愤，都说这埋人劳务费肯定是联防队拿了，郑加寿就不必挖坑。

    就这么推诿了一阵，螳螂只得拿起铁锹，挥舞着螳螂大刀般的双臂挖起坑来，挖了十来下，显得很累的样子，就把工具递给了一个矮墩子，然后就一圈儿轮流挖过去。这时候天快中午，太阳晒得香樟和松树发出呛人的气味，每个人的脑袋和脖项都冒出汗油来。挖坑的进度慢而形式单调，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看，就对着光头老五嚷嚷着要回去。好像是因为他把我扛了来，就应该负责把我扛回去。

    光头老五不但不回去，反而努力向前挤去。就在这时候，一声极尖锐极凄厉的、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惨叫像刀子般劈开牛头山，——我至今想起这声惨叫仍然毛骨悚然；只见一个梳着头髻的小脚女人，拖着一溜八个挨肩的儿囡，趄趄趔趔地朝大镬跑来。人们说加寿老婆娃儿来了，纷纷地给他们让出路来。

    “加寿，你不能走！不能走啊——！”女人大呼小叫着朝镬底冲去。我有点迷惘，心想加寿被栽下就哪儿都走动不了，他老婆为什么还怕他跑了呢？黑狗子拦截了她并将她往圈子外面拖去，她抱住了我坐着的这棵枫树，拿脑袋狠命地去撞，撞得我左右摇晃差点儿掉了下来。她的头髻散了，玉米缨子般的头发歪歪地拖了下来，她的额头满是斑驳的树皮和鲜血，那模样有些丑陋。

    郑加寿睁大了双眼，朝老婆嚷嚷道：把儿囡们领回去！领回去！加寿老婆满面泪水，望着老公哀哀地说，回去也活不成啊，让我们一块儿走吧！她突然离开了我的树，瞄准了那个刚刚挖起来的土坑，一下子滚了下去。八个儿女爸啊娘啊哭喊成一片，许多人都跟着抹泪。黑狗子朝着坑里的加寿老婆说，让开让开，这里没你的份儿。遂动手把这个女人拖了上来。这时节，两个黑狗子抬了一箩白白的粉状东西，一路吆喝着向镬肚脐走去。有人问：那是炒面粉吧？老五说道：什么炒面粉，蜊灰！生蜊灰！我问，干嘛要生蜊灰呀？有人说，腌人的！我心里纳闷，想起母亲用盐腌沙蟹时那些小蟹恐惶的爬来爬去的样子，人用蜊灰腌起来又是怎么回事呢？正想着，这两个家伙已把蜊灰倒进坑里去，扬起的粉尘呛得人直咳嗽。尘粉落定，咳嗽完毕，螳螂好像很友好地拍拍郑加寿的背说：撒尿！郑加寿偏过了脸，说，没有尿。旁边又有人插话说：他清早喝的那点稀汤早就撒光了，这会儿哪里有尿？那帮联防队员就朝着人群喊：来来，朝坑里撒尿！人们纷纷向后退着，生怕宝贵的尿叫这帮家伙抢了去似的。黑狗子们咒骂道，他妈的全是穷鬼，穷得连尿都拉不出来了。于是他们自己拉扯扯地在坑沿站了一圈，一齐从裆里掏出东西来，对准坑里嘶嘶浇了一气。正笑呢，那螳螂突然举起铁锹朝郑加寿的脑袋上一拍，把他拍进了那个土坑中。

    “不能埋！不能埋！”光头老五跳了起来，上去就夺那把要置郑加寿于死地的铁锹。“你找死啊？”螳螂举着铁锹就朝老五劈去，老五头一歪，额角却被削下一片肉来，血流到眼里，使他成了个怪物，怪物用那只血糊糊的眼睛盯住螳螂，咬着牙关说：

    “你狗生。”

    螳螂说：“你才狗生。”

    “你也是姓郑的。”

    “我们队长也是姓郑的。”

    “祖宗饶不了你。”

    老五抹了一把血甩到螳螂脸上，趁着螳螂呸着擦着，他跳进坑里，伸手要拉加寿出来。被蜊灰呛得满脸青紫的郑加寿气喘吁吁地说：“老五，兄弟，不怕，今天活栽了、我郑加寿，明天，解放军、就把他们、全消灭了！”螳螂有点气急败坏，说他妈的煮熟的鸭子嘴巴还硬着！光头老五左撞右搡，口中嚷嚷加寿快跑加寿快跑！黑狗子们一轰而上，七手八脚把老五拽了上来，拿绳子将他绑了。老五一直又跳又骂。加寿说，老五老弟，跟这帮狗生的有什么好说的？——今天我求你件事，回头和穷兄弟们合计合计，帮衬着把我的娃们带带大！

    加寿老婆坐在地上，她仰面朝上呼叫着：天啊你睁开眼！睁开眼看看这个世道吧！

    一锹一锹的湿土，终于掩盖了郑加寿的身体。

    母亲的尿频随着大麦黄熟小麦登场愈演愈烈。一九四九年五月底的一个深夜，无效奔波了又一天的母亲刚刚躺下，郑家湾的狗们突然集体狂吠起来。我被惊醒了，呆呆地拥被而坐，摇曳的菜油灯影下，母亲正抖抖索索地坐上了马桶，接着就听到有人用天底下最粗暴的方式砸我家的大门。母亲哆嗦着说，土匪，土匪！我没见过土匪，却知道“番人屋”的大财主郑梦熊的独生儿子被土匪绑过票，后来他们家是用三千大洋才把那个已经吓得疯傻的儿子续了出来。大祸临头之际，母亲首先想到的是把钱家传宗接代的种子、我的弟弟藏起来，她一开始把弟弟放在衣柜里，接着就立即把他拉出塞到床下，她在屋里转了一圈，突然跑到灶间打开了谷仓，然后她又从床下拖出了弟弟把他扔进了谷堆里。我弟弟那一次表现得特别乖，任凭母亲搬来搬去一声也不哭。当母亲刚刚将谷仓门关上时，我家那包了厚厚的铁皮、钉了三百六十五个大圆钉的大门已被砸开，冲进来的并不是什么土匪，而是黑狗子联防队员，其中还有我已经认得出来的螳螂和胖墩。几支耀眼的手电筒乱晃着，他们打开柜门卷走了父母的几件像样衣服，接着便砸开箱子抄走我家最后两块大洋和弟弟周岁时外婆送的银锁，鸡窝里传来鸡们绝望的惨叫，一会儿我家的几只下蛋母鸡就挂在他们的枪杆上晃荡了，最后他们扑向了我家的谷仓，母亲呻吟了一声就瘫倒在地上。我还是不大知道害怕，一个比较明确的感觉是气愤：他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欺侮女人和孩子？我赤着脚走到灶间，正好看见螳螂向谷仓探出他长长的身子，一会儿就将我弟弟给拎出来了。

    螳螂笑了一笑，说，她妈的什么宝贝，值得这么藏着！——我们弟兄打仗辛苦找点给养，要你的臭崽子干什么？说着就要把弟弟掼下地去，妈妈一下子有了力气，她起身夺过了弟弟紧紧搂在怀里，而任凭黑狗子们把最后两箩谷子给挖了去。

    第二天清晨，象峰山的冈梁上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奇观：数以千计的穿着黑制服的郑耀部队，沿着象峰山蜿蜒起伏的山势逶迤东行。他们每人都扛着从百姓那里抢来的大包小包，那模样像极了贪婪的、被大水淹了洞穴的黑蚂蚁在仓皇搬家。郑家湾人远远地立着，对着山上指点咒骂，诉说着昨晚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上午十时半光景，我的母亲又站到了等待的大榕树下。当小火轮将人字形的波涛不断地向奠耳河两岸扩散冲击的时候，当汹涌的浪涛淹没了榕树下母亲的双脚的时候，母亲看见船背的水手老远举起右手，做着幅度很大的翻转动作。然而我母亲弄不清他什么意思，一直到小火轮拢了岸，她才听清楚这年轻的伙计兴奋地说：反了！温州反了！母亲接过报纸，看到头版头条赫然写着：武专员叶方将军率众起义，温州和平解放！

    父亲是那天下午回到郑家湾的，他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带来了一支长长的队伍，这支穿着绿军装的队伍长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他们胸前那个长方形的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郑家湾穿过继续向前走去，只留下几十人。余悸未消的母亲一边给兵们腾正房，一边吩咐我们不要随便靠近这些带枪的家伙，以免那些黑洞洞的枪口乒地射出子弹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点都不凶，那一个个剃着小平头的脑袋显得整洁健康，一张张年轻红润的脸蛋和蔼而诚实，这就让我有了信任感和亲切感，这种美好的感觉我一直保持至今。他们说着叽里哇啦的南腔北调，连连摆手拒绝我妈给他们腾的正屋，同时也拒绝我们给腾的锅灶。他们向妈借了些稻草，在堂屋的泥地上铺开作床，——瞧瞧，连稻草也要借——而事后他们还真的把这些稻草捆得整整齐齐地还了我们。他们在院子里支开个大锅，架起了自带的柴爿呼呼地烧了起来。

    吃饭了，一个十四五岁、有点结巴的小兵跑到我家灶间，对着我妈说：绳子，快快子我妈找了根新麻绳给他，他却一个劲儿在摆手，妈又换了根棕绳，那个小兵又是摇头，最后妈从柴仓里抽出根稻草绳子来，那小兵急得满面通红，朝着院子里连喊班长班长，班长过来翻译道：他是说婶子，向你们借些筷子呢！我和妈这才恍然大悟，我赶忙拿了一大把箸给他们送过去。

    兵们集中在宽敞的“番人屋”道坦上操练，立正稍息跑步一二三四很精神很整齐。“番人屋”是郑家湾首富郑梦熊郑梦虎兄弟的房宅。兄弟俩并不是什么外族异种，只因为留过洋，那屋就学着砌得有点欧洲模式，高大坚固的廊顶上还飞翔着一些裸着身体长着翅膀的洋娃娃。没留洋的郑家湾人就给这座洋房起了这么个怪名字。郑梦熊肯定是怕兵，那年他五十五岁，他那肉耷耷的身子从深深的门洞里探了出来，那对小小的绿豆眼恐惧地闪了一下，又悄悄地缩了回去。弟弟郑梦虎没有在家，教书先生的他此刻正在郑家湾小学堂里写“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我村”的标语，郑梦虎的草书方圆几十里颇有名气，而他的大女儿郑丽丽此时正在另一支解放军部队当文工团员，所以他写起标语来格外欢欣鼓舞。

    兵们操练完毕，就横向站成三排，由一个叫做“排长”的年青人指挥着唱歌。我们一帮娃娃就围上去看。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丁天”“解放区的天”我懂，不就是现今郑家湾上头瓦蓝瓦蓝的天空吗？“朗丁天”我就不明白了。但是他们唱得起劲，热烈，尤其是“嗨！嗨！”的时候，那排长拿手做刀状，狠狠地劈了下去，好像要把那些抢东西、活栽人的黑狗子一刀劈死，让我们觉得过瘾极了。

    （注：“朗丁天”其实就是“朗的天”明朗的天，小孩子听不清楚。）

    父亲那天说去接收柳市学堂。偌大的一个学堂，怎么个“接”怎么个“收”？我不明白，只记得那天父亲回家时兴高采烈，二十六岁的父亲其实还是个大孩子，他一把抱起我并把我举得高高，一边嚷嚷着：学校是我们的了，天下是我们的了！然后他坐到了风琴前，弹起一首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让我站在旁边唱。父亲一遍一遍地弹我一遍一遍地唱，他越弹越起劲节奏也越来越快，我越唱越高兴也越唱越疯，再三再四的反复和激昂亢奋的情绪使这首歌成了滚滚向前的车轮，再也无法煞住了。

    那种忘我，那种快乐，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理解。父亲弹奏得满面红光，我唱得大汗淋漓，母亲在灶间把嗓子拖得长长甜甜：吃饭呀！吃饭呀！看饭都凉了，——这父女俩！

    那是个丽日朗朗好风飘飘的日子，人逢喜事精神爽，郑家湾人把一春没放的风筝都拿出来了，解放区的天空飞翔着五彩缤纷的蝴蝶、蜜蜂、凤凰、大鹏，还有极长极长的身子乱扭的蜈蚣，它们你追我赶此起彼伏热闹非常。我和弟弟羡慕得要命，可是爸爸妈妈都忙，没功夫也没心思给我们做风筝。弟弟馋不过，用棉线穿了张爸爸的信纸，他攥着线头满院子乱跑，那信笺就在他身后哗哗作响，弟弟因此自得其乐。我坏，自己做不了风筝，却对弟弟的宝贝嗤之以鼻。我在弟弟的背后追着，拿脚一下一下去踩，终于踩着了，哗的一声，破纸留在了我脚下，弟弟手里只剩下个空空的线头。弟弟哇的一声哭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一任泪水滂沱就是不肯起来。

    那个小解放军从外边进来，他一把抱起了泥猴般的弟弟，打了盆水把他洗得脸蛋光光的，然后他找了根箍桶的篾条，拿刀刮了刮，七弄八弄就扎成个五角星。

    “屁子！”他猫下了腰，对我和弟弟说。

    “屁子？”我们学着他的腔调，可什么也不明白。

    “屁子，屁子！”他举着那个五角星，一次又一次比划着。

    “屁子屁子！”我们哈哈大笑，乐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小解放军急得圆脸红彤彤的直冒汗，对着我们两个无知小儿一筹莫展。

    这时候我爸爸回家了，小解放军举着那个五角星风筝骨架对着爸爸比划了一阵，爸爸将手一拍，恍然大悟道：

    “皮纸，绵皮纸呀！”

    爸爸跑了出去，一会儿就拿了张韧韧的绵皮纸回来。

    五角星风筝糊起来了，小解放军用红墨水在那上面画了许多美丽的大花朵，再在风筝后面装上两条长长的红尾巴，小解放军带着我们来到空旷的田野上，我们跑啊，跳啊，嚷啊！那个神气的五角星，带着我们美好的童年和军民美好的情感放飞得高高。

    土改工作队进驻了郑家湾。郑家祠堂那面大铜锣被“请”出来了。光头老五左手提锣右手拿锤，他边敲边走边扯着嗓门大喊：今天黄昏——！在番人屋道坦——！开群众大会——！一定要来一定要来——！那声音好响好亮，撞到象峰山又被反弹回来，绕郑家湾三匝不绝于耳。孩子们都跟着那腔调学，比赛谁学得最像。

    群众大会开过以后，就开始调查摸底，统计人口，清算土地，了解富户的财产和他们的政治面目，然后分阶级，评成份，准备着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的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翻身做主人。父亲那阵子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去柳市学堂忙他的革命教育，夜晚回郑家湾参加土改工作。郑家湾小学堂变得热火朝天，这边彩绸飘飘地在扭秧歌，那边咚嘭咚嘭地在打腰鼓，礼堂上，父亲在教学生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丁天”父亲让他们一会儿独唱一会儿合唱一会儿二部轮唱三部轮唱，把一只歌唱出了几只歌的味道。跟屁虫般的我虽然还不明白什么是“郎丁天”但一点也不妨碍我扯着喉咙跟着他们放声高歌。就连平日里足不出户的小脚女人们，也被召集起来，由一个女工作队员给她们讲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唱革命歌儿；几天之后，东家阿婶西家阿娘包括我的姑妈、外婆，都会一边烧饭一边在嗓眼里面细声细气地唱着：

    贫下中农一条心

    一条心那个一条心

    开起会来要起劲

    要起劲那个要起劲

    推翻反动势力共产主义真

    分清敌我顶要紧

    土地改革救活穷人们

    共产党领导咱们

    翻了身呀翻了身

    她们没读过书“国语”咬字不准，把“要起劲那个要起劲”唱作“腰抽筋那个腰抽筋”边唱边笑，笑得自己弯下腰去，并哼哼着说这下子可真的“腰抽筋”了。六年级的女生关起教室门来跟文工团员在学跳新疆舞，我们搬来石头垫脚，趴在窗口看，只见她们一会儿甩着双手打响指，一会儿将脑袋平着端来端去，神奇极了。她们一边跳着还一边唱着：

    太阳下山明朝还是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哪哟哟

    别的哪哟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半懂不懂的，却羡慕得要死，心想什么是青春？就是长大成人么？这些大女孩们怎么会担心青春不回来，可青春离我们小女孩是多么的遥远哪！

    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我一扭头，看见了工作队的络腮胡队长。他说，小鬼，会扭秧歌吗？我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进三步退一步吗？他说，好大的口气，你扭给我看看。我立马唱起“索拉索拉多拉多”立马就扭了起来，而且尽力把动作做得准确、到位——因为我看见人家不到位的样子很难看。络腮胡给我鼓掌，说扭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参加秧歌队？我说他们嫌我小。络腮胡说，革命不分大小嘛！就牵了我的手，一直把我牵到了秧歌队那里，让我排在最前面。

    郑梦虎老师在带领学生们贴标语，做小旗，妇女们则在糊灯笼，郑家湾的女人们真是聪明绝顶，她们无师自通地做出了龙灯凤灯狮子灯，鱼灯虾灯螃蟹灯，还有什么八仙过海，七姐下凡，唐僧取经，刘海砍樵。惟妙惟肖，五彩缤纷，插上蜡烛燃得又稳又亮；最普及和数量最多的是五角星灯，一到夜晚，满世界是闪闪烁烁的红星，镇得魑魅魍魉都不敢出来活动了。

    正是耙田插秧时节，郑家湾的男人们白天都在泥里水里忙着，所以工作队把宣传游行安排在傍晚时分。吃过夜饭以后，郑家湾小学堂里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女老师给我们换上红袄绿裤，扎上彩绸包上花头巾，又拿了盒胭脂给我们涂双颊，点眉心，我们一下子变得像年画上的娃娃般漂亮精神。游行的队伍出发了，我最小，总是排在第一个，我兴奋异常地扭着，淋漓尽致地发挥我的秧歌技巧，因为是进三步退一步，实际前进的速度就只有平时的一半，再加上我这领队人小步子窄，所以后面的人老站下来等待，等待的人也不闲着，他们舞彩灯打腰鼓呼口号念快板，那时节的人脾气特别好，再怎么等待也都兴高采烈的。这么绕郑家湾一圈，灯笼里的蜡烛也燃得差不多了，困倦使我不但扭不动秧歌，连走路都磕磕碰碰了，于是就有解放军叔叔抱起了我，我在那个安全温暖的怀抱里一下子睡着了并睡得很甜，也不知道几时到的家。等到我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无忧无虑最幸福快活的日子。

    郑家湾只有一个穷人平日里是穿着鞋子的，那就是阿金。郑家湾的农民一年到头都舍不得离开田畈，所以他们一年到头都打赤脚，只是在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仔细搓去腿上泥巴，把那珍贵的鞋子拿出来套一回，完了就马上收藏起来了。阿金却从来不打光脚。那鞋底是他老婆用破布纳的，那鞋帮是他老婆用布头拼凑的，没穿几天就烂，烂了他也穿着，常常只剩下那么半截子还照样拖着。郑家湾的农民一般都不抽烟，只有极少数的老头儿才拿着根尺把长的竹烟筒，往那浅浅的烟锅里捺点粗粗的烟丝而已；可阿金却抽香烟，虽然是顶顶便宜的劣质香烟。就凭这两点，便可以将他和别的贫下中农明显地区别开来。阿金的脸色也不像一般的农民那样红润，身板也不如人家结实，且常常耸着个肩咳啊咳的。等我稍微长大了点，才知道他患有肺痨病。自从我爸带了解放军回到郑家湾之后，他就咳咳咳地咳到我爸的书房里。记得郑加寿活栽那天我摔倒在地他非但没扶一把还踩了我一脚，害得我那腿疼了半个月，所以现在任凭他怎么喊火柴火柴我就是不给他拿。爸爸只得亲自去灶间，拿来火柴并给他把烟点上。

    “老蒋会不会打回来？”

    “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那田地就真的是我们的了？”

    “地主富农会不会反过来杀我们的头？”

    阿金不相信外地人。他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解放军和工作队都会走的，他宁可相信知根知底的邻居乡亲。

    透过灰灰的烟雾，阿金那张灰灰的脸上充满了欲望和惶惑。

    而光头老五则完全不同。他大着嗓门在村路口、在榕树下嚷嚷：斗他个地主狗日的！分他妈的几亩田地种种！凭什么他们仓里的粮食放着发霉而我们却饿得肚皮贴脊梁骨！干！跟着共产党干！就是国民党回来翻天，大不了也就是把我像加寿那样给活栽了！

    我曾经问过母亲，老五的头发虽然黄乱，却旺得很，为什么叫他光头呢？妈说，就因为他们家穷，什么都没有，他们家兄弟五人，连一个老婆也娶不起。

    那时节父亲总是红光满面，总是信心十足地对阿金和老五说些我还半懂不懂的革命道理，有几句话却是至今记忆犹新的，父亲说：共产党的天下坐定了，国民党想翻也翻不了。阿金在我家书房里坐了五六天，终于把大腿一拍，说，这个农会主席我来当。

    那天下午，工作队胡队长、解放军王排长和我父亲、阿金等一帮人，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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