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
“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膊说:
“问题不大,脉膊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们这儿有药么?”“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你都不记得了?”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着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处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把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枝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
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随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