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就是因为在台湾的大学,见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所以我挑选研究所阶段的美国大学时,就特别注意这些学校从招生阶段开始,是否就已展现了不同的理念和风范。
从大学阶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后,我就知道文学不可以再往下念,再念势必会伤害我对文学海阔天空的信赖。
因为已经确认:写东西必须靠自己,对这条路就暂且放下心来。当时左思右想,觉得电影这池二十世界的大浑水,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写字毕竟已经会写,电影却完全不会拍,不趁此时练就武艺,更待何时?!
下手一查美国各研究所概况,立刻发现老牌名校几乎全部不设研究所阶段的电影课程,原因无他,一言蔽之——他们觉得拍电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学问。
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导演学与编剧学”的专业硕士学位,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当然,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正是以飞越杜鹃窝和阿玛迪斯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
其实不要说是雄罢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莱、西北、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开成专门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经费是一大顾虑之外,摆在第一位的,当然还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学术标准。
我是深爱电影之人,也确知电影已累积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对于这些名校的老大心态、沙文态度,当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这种拥学术传统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学之风,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样为我所支持。
不过这些名校近年颇受财务重压,为了多赚学费,也常常广开善门,大大放宽招生标准。只希望他们晚节能保,找到能兼顾募款与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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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申请研究所的方向当然也就转向一批较年轻的大学,这些大学中,也颇有几所名气大、而且电影研究所也够顶尖的学校。
一般公认美国在电影摄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几名,无非就是下列这几家比来比去——
位于好莱坞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我在向这几所学校索取申请书与学校简介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据,相映成趣。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而名额只得三十人,但他们在筛选时,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分别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历史、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沦落为“职业训练班”?
加州大学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术导向的包袱,仔细吸取各领域能为电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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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世的强硬原则。
所以有些经历,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靠号召人力、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的受了惠,原因很简单——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