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感标准

”后一种情况如“我不喜欢比我小的，我认识的几个，最大的27岁，最小的也比我大几岁。我喜欢给人小的感觉，好让别人关心照顾自己。”说话者本人大约20岁。总的来看，还是喜欢年轻的人多些。

    正因为年龄在同性恋的“择偶”标准中十分重要，很多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确切年龄。一位调查对象拒绝回答关于他年龄的问题，并很有把握地说：“人人都不愿告诉别人自己的岁数，不信你问一个人多大了，他肯定回答一句：你看我多大了？”我们说，这倒有点象在西方社会中不要询问女性年纪的忌讳，他笑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其原因据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在择偶过程中，年龄是个敏感因素，而同性恋的生活特征就是不断地处在择偶状态中；其次，年龄比起职业、教育程度这些资料，是一个更易确定某人真实身份的线索。处于安全上的考虑，许多同性恋者也不愿暴露自己的确切年龄。

    总而言之，在“择偶”标准上，同性恋跟异性恋在充分个性化这一点上没什么差别。用一位调查对象的话来说：“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有人找好看的，有人找小孩，有人找中年人，有人喜欢对方健谈，懂道理。”还有人赞成异性恋爱心理学中的“互补”理论，即人们喜欢特征与自己相反的人“比如说我吧，过去有一阵又黑又胖，就喜欢又白又瘦的人。那些干干净净的男孩就喜欢倒脏土的。”

    问卷数据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调查对象们无一例外地认为“男子也应该注重穿着打扮”而且在回答“您本人是否注重穿着打扮”一问时，全都给了肯定的回答。

    一位据说是圈内“性感明星”的调查对象说：“打扮主要是有魅力。我们这伙人里只有xx和xx打扮成女性，我、xx和xx穿一身黑往那儿一站，白天穿黑袜子，有诱惑力、魅力和神秘感。两天洗一回澡，该刮的刮，该弄的弄。修饰能体现人的修养。”“着衣要突出肩膀、臀部和大腿。身材不分高矮，主要看眼神、步态，还有首饰、化妆。耳朵漂亮很重要，接吻时能看见耳朵。有人在耳壳上施点粉。用唇膏”都十分注重穿着打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否认自己有女性心理。

    一位年轻漂亮的同性恋者说：“追我的人是爱我的粗犷、刚毅、英俊，不少为了打扮成女的一样。有时候打扮得过分一点，也不少为了显出女气，而是为了让别人看出自己是这种人，证明自己高雅，不少为了使自己象女人。”正如凯查多利所指出的那样“有时同性恋者以独特的方式说话，穿戴独特的装束，并不完全能代表其性别认同，而是作为同性恋社区成员的一个标准体现出来的。”（凯查多利，第332页）

    在解释为什么同性恋男人比异性恋男人更注重穿着打扮时，一位调查对象是这样说的：“因为希望引起别人注意，所以喜欢打扮。找朋友都愿意找穿得体面的。”我们分析，同性恋男性的注意穿着打扮，首先是由于他们时时处于与异性恋择偶过程中相似的阶段上，即使是异性恋者，在这个阶段也会比平时更注意打扮；其次是因为，袭夺同xìng交往极为表面，不可能或不愿意深入了解对方，有些人只打一两次交道就再也不会见面了。在无法了解内心及个性、品质的情况下，外表装束的作用就无形中突出来了。

    在传统的性学研究中，人们一向重视对性器官即第一性征的研究。其中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伟大的建树，成就不容置疑，但在同性恋问题上，如果仅注意第一性征，就会导致偏颇。有一种论点，认为男同性恋之所以成为同性恋，只是因为异性伴侣不肯为他口淫。这种观点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相左。同性恋者的性满足，首先是来自于某人，而非某物，或者某种性方式。射精带来的快感，对性满足来说，并不就是一切。倘不作如是观，那么手淫就已足够，何必那么辛苦地寻找性伴侣。

    我们不是贬抑性生活中器官的重要性，但是性关系双方是两个人而不仅是两个器官，这一点绝对重要。人类需要另一个人来共享性生活，这在同性性行为中一点不逊于异性性行为。我们的一位调查对象曾去过欧洲某国，当时正值对艾滋病的恐惧登峰造极之时。据他说，有些同性恋者当时是这样得到性满足的：在公厕里，各自占据一个小便池，目视同性恋伴侣各自手淫。虽是手淫，但有视线的沟通就大不一样。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当我们讨论性生活和性满足的概念时，交流和共享这些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认为同性恋仅仅是对肛交、口交偏爱是不正确的。同性恋的本质，是把性对象固定在同性别的身体和心灵上，而非将性目标固定在某个器官上。对于弗洛伊德关于同性恋是性欲在肛门阶段的固置这一说法，我们不敢苟同，因为性不可以被仅仅视为一种心理过程，它还包括着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将性的全部看作仅与器官有关，正如金西所指出的，是贫困和无文化的产物。

    作为异性恋者，我们不赞成同性恋者对性对象的选择，但是我们坚持把性生活的主要部分看作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人的性对象的选择及追求，及共享生活，而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生理过程或心理过程。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性生活如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如果硬要蒴其本源，均可找到生理学甚至灵长目动物学上去（参见裸猿），而这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任务。

    在西方社会中，区分同性恋群体各种行为特征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一个是性别，即某人是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前者结伴长期同居的比例就远不如后者；另一个因素是身份公开与否，即某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是秘密的同性恋者。人们将秘密同性恋者的生活比喻为“壁橱里的生活”即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公开同性恋身份被喻为“走出壁橱”那些不公开的同性恋者被公开的同性恋者讥讽为“罐头水果”又被称为“被压扁的水果”讽刺他们是被社会规范压扁了的人。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没有一个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甚至知名（所谓知名并非真名而是绰号）的同性恋者，也不愿让家人亲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倾向。虽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中，有些会怀疑到他们的真实倾向（少数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或判处劳教、拘留的人的家属当然能了解到），但他们绝不愿主动让人了解到这一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让亲朋好友了解他们，兄弟姐妹、同事领导，只有个别人的同事兄弟知道实情。虽然在调查中也遇到过不少例外的情况：有人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对家里说了，并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改不了。

    在中国社会中，这个秘密有个会泄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到了结婚年龄时－－因为健康的男性在中国几乎人人都要结婚，所以不结婚就会引起怀疑。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的已经结了婚，有的正在准备结婚，真正准备终身过独身生活的只是极少数。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征得妻子同意的同性恋者，整个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因此可以断定，同性恋在中国必定是或即将是背着女方（妻子或女友）进行的秘密活动。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婚姻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