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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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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属于“作家”这个特殊类别。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假如这不是矫情的说接,一定是心虚的表现。肯定是心虚。我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这样的,他们应该是具备非凡的心胸和头脑、博大的文化和修养的人、而我不具备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懦、无能的人,沉迷于一些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中,譬如麻将、阅读流行小报杂志、到处觅取时髦衣物等等。有时候我痛恨自身顽固的庸俗习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些“庸俗”我对所有深奥的需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惧,除却小说创作。

    除却小说创作,我想说我只对小说这个东西迷恋之至,而且多年来一往情深。这与那些虞诚的集邮迷、足球迷和xx收藏家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爸对我的一种怜悯,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

    有些事情应该从头说起,我正好借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三十岁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下面的纪事年表式的东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没兴趣的读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我父母的家里。我父亲是个机关职员,母亲是工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谓的小年夜,已经临近春节了。我母亲准备去加夜班,加班有双份工资,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对于我们桔据的家庭经济是很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了。

    当然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五车

    这一年本来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亲没要那个腹中婴儿,母亲说,养不起,即使是你差点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xxx、xxx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旧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浇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0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0年——九八四年

    八0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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