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万分狼狈,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说话结巴起来。我羡慕那些人,他们可以说:我是瓦工。我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说起自己时直截了当,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都不言自明,无需更多的解释。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因为我的笑——用商业用语来说——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笑,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作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说白才能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人笑,而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这我是学会的,就像有人学绱鞋一样。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都储存在我心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种种笑声。
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