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秋菊男的故事

了找，或者难确地说，是打发了我，她让我到河南(就是把y市打劈成两半的那条河的对面 )的民事立案庭(民事调解办公室？)去“试试”，我试图再多请救两句，“你上那边问吧，”她说，接着她又说厂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那句公务员用语，“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跟膀大腰圆的市法院不一样，河南的那个民事诉讼立案庭在巾華灰头t脸的二层小楼里。我在一群神情愁苦的乡下群众后面排了将近三个多小时的队，听到前面人申述的都是真刀真枪的冤情，比如自己家的地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媳妇被强占了，比如自己家的地和媳妇一起被强占了这使得我在排队过程中感到越来越没底气，除非我申述的时候他们能给我清场，不然我实在没勇气在这样一群不幸的人当中把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屁事儿”坦然地说出来 何况，每一个老乡说完之后，立案庭的中年¨女都会用让人彻底绝望的口气重复同一句话，“哎呀。问志，你这个事情很难办啊”终干，到了还差两个人就轮到我的时候，我逃离厂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想到了上街去喊一喊 ，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选择是受厂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应该是掺杂了一个年轻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产牛的自我戏剧化的需要(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唬人的名词，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一些不纯粹的东西)

    初步设想的方案大概是这样的：我穿着“反映情况”的详情的t恤衫，斜挎着人功率的收录机(口号提前录好）设法把两棍竹竿斜着捆在背上并在脑袋上方用它们撑起一个较大的口号条幅。比如“”倒也谈不上天理难容”，胸前再挂一个仪仗队用的鼓，就可以上路了。我还可以发动我所有的孤朋狗友都去远近地围观，免得真的出現冷场(如果他们不敢的话)。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兴奋地表示一定会去，至少会去围观。除了对我这个做法很支持之外，这种事情也是平淡生活中难得一见的调剂，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电话里表示要去的时候，夹杂了大量兴奋的，音色失真的“我操！”

    计划中的路线是从市医院门出发，放着录音口号，敲著鼓，经过市公安局、市委(在市委门口会多待一会儿，可能还应该呼唤马脸男出来对个话什么的，当然，这个比较没有创意)州委，州政府，最后到达位于铁南(即铁路之南)的“三育“学校门口 这个倒霉学校刚好在一条大马路的边上，所以基本上，当造型醒目的我，我走到门口（这个时候录音机可以暂时地改放一会儿roxette的look sharp），只要往那儿一杵，就会引起足够的围观了。我想如果我能坚持上一个星期，这个干巴掌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就都该知遭这件事了。

    我简单学习了一下相关法律条例，然后就写了一份书面申请去公安局。窗门的小同志显然没见过这种申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埋头焦虑地不停拨打电话询问 我想了想，就给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老同学李神探打了个电话，李神探神情凝重地出来把我拽到他的办公室，”我操，你不想活了？”一一和所有体制内谋生的人一样，他会把做这类事情直接看成是自寻短见。

    因为担心劝阻无效，李神探索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结果可想而知 我是说，我的父母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没有本质区别(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能，我只是不同意他们而已）

    开春的时候，我和一些朋友包括我的表哥到一个郊区的网球场去打球，突然，我们看到那个韩国校长和几个人也走进了场地 大家亢奋起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最后我们决定主动去招惹他，逼他先发作，然后大伙就围上去群殴，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很幼稚，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软弱本质 我只是迟疑了一下，就兴冲冲地跟着大家在场地外边围成厂半个圈子，然后大家一起恶狠狠地看着韩国校长；这小子明显慌厂，假装不经意地在场内转来转去，最后，他终于，无论转到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至少有一双兽兽的眼睛盯着他。

    大家渐渐按捺不住了，于是开始冲着他做侮辱性的手势，由于不确定一个韩国人是否能看懂，我们很体贴地做了两个非本地传统的手势，，一个从美国电影里学的 (当然就是竖中指了，那时候这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和一个最近刚从俄罗斯流传过来的 这时候韩国校长有些狼狈地朝场边的长椅处看了一眼，我顺着他的眼光瞄过去，看到，个神色慌张的韩国女人手里拉着两个孩子站了起来 小一点的孩子朝我们这个方向看厂一会儿，然后抬头看妈妈，没有得到反应之后，他拉了一下妈蚂的袖子：

    即使是在我的道德感相对模糊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感觉到当着一个男人老婆孩子的面羞辱他，是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于是我突然没了兴致，招呼大家走掉了。

    在回家的路土，在表哥的车里，作推推搡搡的打闹和七嘴八舌吹牛逼的声音中，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