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家族里写字最好的人,即使将宣纸用手悬空,也能随意写出气势磅礴之字。因其国民党的身份,又曾做过杨虎城的秘书,他当了半辈子的“反革命”一边教书,一边被批斗,全家人也被牵连其中。不过,他老人家的心态十分好,即使再差的时局,也能悠然自得,性格不急不躁,遇见乡党时常出现这样的对话:
“王先生好啊,大清早作甚去?”
“我见天气不错,先去涝池钓个鱼,再去参加批斗会。”
说话时神情稀松平常,乐呵乐呵。
爷爷虽淡泊,却难免读书人的刻薄。话说学堂里除他之外的另外两位教书先生,时常因事请假,学生们经常缺课。他对此不满,便堂而皇之在学堂门口贴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张先生李先生都是先生”下联是“早不在晚不在早晚不在”横批“教无常师”凡路过者无不笑之,张李两位老师知道后气得鼻子都快冒烟,他老人家却依旧笑脸相迎,若无其事。
穷则生盗。一天晚上有小毛贼入室盗窃,蹑手蹑脚,刚好跟爷爷碰了个当面。他端着煤油灯,面带微笑,请小贼坐下,还倒了茶,拉了些家常,最后说:“现在时局不好,大家都困难,我这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叫你偷,这有一支钢笔跟了我许多年,还能值点钱,要不你把这个拿走吧。”年轻的小贼满脸通红,噗通一声跪下来说他再也不敢了,随后爷爷送走了他,也没有报案,仿佛只是遇上一个平常的客。
过年时父亲打算写对联,就在院子里支好了桌案,让母亲在一边铺纸研墨。父亲是当时地区唯一考上西北大学的学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为人难免几分清高,就理直气壮地叫母亲打下手,还总埋怨墨没研好,纸没摆正;母亲漂亮,性格活泼又多才多艺,岂能容人贬低,自然不让他;于是一早两个人就在院子里争执了起来。这时,爷爷从正房出来,二话没说,一手拿纸一手拿笔,三打五除二就写完了对联,扬长而去,走的时候只撂了一句话:“还是大学生!”留下父母二人杵在院子里,面面相觑。
学写字时,我喜欢让每个字都占满方格,通篇看着密密麻麻不整洁。老师嫌我字大,不写小就不给高分;而爷爷对我的“大字”却赞赏不已,说它们够方正和大气,叫我不要在意分数,就这么写,于是我在老师心目中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语文作业每篇批语都是“请把字写小”直至后来分数越来越低。由此我养成了不受教的个性,类似于革命年代的刘胡兰,一直到现在都是。
爷爷的性情坦然而淡泊,后半生一直是教书先生,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的日子,身受政治问题侵扰,却不乏闲情逸致。他没有储蓄的习惯,买书买纸买烟,粗茶淡饭,对于世间变迁皆能泰然处之,凡事不争不抢不在意,也正因如此,他才以八十七岁高龄离开人世。
老家的厢房旁边,搭着一个比临时敞篷结实、又比土屋削薄的屋子,木质的窗棱,明纸糊窗,采光极好。一年四季案台上都摆放着笔墨纸砚和各类报纸;案台前是一只老藤椅,并非如今市面上那种软塑料质地、却涂上藤条色泽的人工伪藤椅,而是用真的藤条编织而成,藤条晒出的秸秆味与屋里的纸墨味相互混合,那味道极好。这便是爷爷的书房。
书房外面有三四个大瓮,里面常年积累着雨水。一个瓮用来涮毛笔,其余的,则会装有哥哥抓到的青蛙、蝌蚪、鱼之类。与书房相垂直,是整整一大片的葡萄架。夏日里,蝉不知疲倦地嘶叫,爷爷坐在葡萄荫里,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报纸,调皮的哥哥和我会蹲在地上逗蛐蛐,茶壶里茶香氲氤,那是多么惬意的画面。
爷爷的一生就如一把老藤椅,朴实无华,却又悠然自得。
这种本真大概已经不能称之为一种精神,而该是一个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