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哈尔滨住了几天,登上了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火车,时间是9月4日。
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我们六个中国学生,住在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经常变换旅客,都是苏联人。车上有餐车,听说价钱极贵,而且只收美元。因此,我们一上车,就要完全靠在哈尔滨带上来的那只篮子过日子了。
火车奔驰在松嫩大平原上。车外草原百里,一望无际。黄昏时分,一轮红日即将下落,这里不能讲太阳落山,因为根本没有山,只有草原;这时,在我眼中,草原蓦地变成了大海,火车成了轮船。只是这大海风平浪静,毫无波涛汹涌之状;然而气势却依然宏伟非凡,不亚于真正的大海。
第二天,车到了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了下来,据说要停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下了车,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我绝没有想到,苏联官员竟检查得这样细致,又这样慢条斯理,这样万分认真。我们所有的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统统一律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我们躬身侍立,随时准备回答垂询。我们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一把极其平常又极其粗糙的铁壶,也未能幸免,而且受到加倍的垂青。这件东西,一目了然,然而苏联官员却像发现了奇迹,把水壶翻来覆去,推敲研讨,又碰又摸,又敲又打,还要看一看壶里面是否有"夹壁墙"。连那一个薄铁片似的壶盖,也难逃法网,敲了好几遍。这里只缺少一架显微镜,如果真有一架的话,不管是什么高度的,他们也绝不会弃置不用。我怒火填膺,真想发作。旁边一位同车的外国中年朋友,看到我这个情况,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我理解他的心意,相对会心一笑,把怒气硬是压了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可疑分子",都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检查完毕,我的怒气已消,心里恢复了平静。我们几个人走出车站,到市内去闲逛。满洲里只是一个边城小镇,连个小城都算不上。只有几条街,很难说哪一条是大街。房子基本上都是用木板盖成的,同苏联的西伯利亚差不多,没有砖瓦,而多木材,就形成了这样的建筑特点。我们到一家木板房商店里去,买了几个甜酱菜罐头,是日本生产的,带上车去,可以佐餐。
再回到车上,天下大定,再不会有什么干扰了。车下面是横亘欧亚的万里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此我们就要在这车上住上七八天。"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我们现在一天决不止走一千,我们要在风驰电掣中过日子了。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
说到牛排,我们虽然没有吃到,却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忽然从餐车里走出来了一个俄国女餐车服务员,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头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顶几乎触到车厢的天花板;却足蹬高跟鞋,满面春风,而又威风凛凛,得得地走了过来,宛如一个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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